●刘永臣

1963年，我十岁，读小学三年级。

过了腊月二十三，又到了家家写对联的时候。

我们屯坐落在大山北，这里曾是大山南地主的“窝铺”，给地主耕田放牧的都是不识字的农民。解放后，我们生产小队会计是由住在另一个生产队的大队会计兼任。小队里唯一有点文化的是记工员，还是1958年开展扫除文盲工作时，上夜校学的几个字。记工分时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用错别字或符号代替，所以，社员的《劳动手册》“劳动项目”中，错别字加符号，只有记工员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像记工员这样的知识水平，当然写不了对联。

好在我们屯老张家有位亲戚在大山南住，是个老宿儒，年年小年后被请来给生产队和各家写对联，走时生产队还给5斤黄豆作为酬谢。哪知这年春季老宿儒故去了，写对联又成了全屯的难题。

过年贴对联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没有人会写家家都很着急——只有有亲人去世的人家，头三年才不贴对联呢，所以过年不贴对联是大忌。

我父母也一筹莫展。奶奶见我趴在炕上写作业，忽然眼前一亮：“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家里不有学生吗？”父亲急忙去供销社买来墨块、毛笔，裁完大红纸，折叠好，找来一大块泥瓦盆片当砚台，边研墨边鼓励我：“‘官不嫌字丑’，照着去年的老对子抄，别抄错就行。”

我吃力、用心地抄写，字迹好坏就不管了，反正写成功了，还没抄错。

父亲激动不已：“以后写对联，再也不犯难了！”跑去邻居家炫耀，左邻右舍纷纷拿着红纸来找我写。父母满面春风：“十岁的孩子就有人求，文化人家风光啊！”

于是，我高兴地写完了全屯的对联。

过了正月初三，听说梁东靠山屯正办大秧歌，我们几个小孩子跑去观看。秧歌队挨家挨户拜年，我们一直跟着。我最喜欢看各家新贴的对联，读两遍便记住了：

“去年我家发大财，今年大财还要来。”

“今年财神到我家，我家今年要大发。”

“生产队里多打粮，今年更比去年强。”

一家猪圈门上贴着一副对联：“瘟神下界来买猪，太公在此不卖猪。”

……

我见这些对联很新奇，回来后马上记在本子上，准备明年写对联用。

正月初八，家住辽宁省阜新市的二姑领着女儿来看望奶奶。表姐毕业于东北大学中文系，在阜新市师范学校教学。她看了我写的对联，非但不讥笑，还大加赞赏：“小弟十岁能写毛笔字，够厉害了，要刻苦学习，将来一定大有可为！”

我把在靠山屯抄来的对联给表姐看，她说：“这是‘顺口溜’，不能当对联。”

表姐用钢笔在本子上给我写了好多副对联，除了通用春联外，还有专用对联：碾房、猪圈、牛羊圈、畜力车、粮食仓库……就连灶王爷、观音菩萨、九圣神祠庙的对联都写下来。

表姐说：“你还小，我就不给你讲关于对联的文学常识了，读初高中时你就学到了。”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从此，我就是屯里写对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学知识逐步加深，对联的字体和内容也愈发规范，我一写就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