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翠玲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时候，腊月的风里响起这首童谣，过年的直通车则开始启动，踏上这趟车，期待会越来越接近，迎年的事项也会越来越具体，打扫房舍、拆洗被褥、清整院落、碾米磨面、杀猪火靠油、购置年货……一项接一项，每一项都裹着忙碌艰辛却又充满热切期盼。

做新衣

对小孩子来说，迎接新年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穿新衣。进了腊月，我们姐弟六个就天天盼着，可拮据的日子，让母亲在做新衣这件事上很为难。但要强的她，再难也要让孩子们过年穿上新衣，于是母亲想出了“翻新”的办法。一进腊月，母亲就开始为做新衣忙碌起来。拆开旧棉袄，把里子、面子浆洗干净，再把僵硬破碎的棉花一点点择软、拼接，补好里子的破洞，将面子翻过来用，一件“新”棉袄就有了雏形。再把破旧的袜子剪开，将两个袜筒缝在袖口上，以掩盖袖口那些细小的洞。两只旧袜筒出现在翻新的棉袄袖口上，既是补丁又是一种点缀呢！

只是这“翻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子要捋平褶皱，里子要反复缝补，最费功夫的是择棉花。一件棉袄的棉花套只有前胸后背等几处大块棉絮，其他都要用小块棉花一点点地拼接。母亲白天要忙农活、做家务，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坐在炕沿上择棉花，昏黄的煤油灯映照着她疲惫的身影。有时我们也围在母亲旁边，帮忙择棉花。母亲教我们将旧棉花块四周慢慢地择开、扯平，巴掌大的棉花择完能比碗口大，且四周又薄又软，这样絮棉袄时才能彼此拼搭形成一个整体，絮进棉袄里才会平整暖和。只是我们择一会儿困了，就都陆续地睡去。昏暗的煤油灯下，只剩下母亲。

那时我们正长身体，粗布的里子、面子浆洗后又会缩水，于是新衣便有了“传承”——大姐的棉袄翻新后给二姐，大哥的给二哥，三姐穿二姐或二哥剩下的，我是最小的，穿的常常是翻新过两次的……可即便如此，母亲总能把旧棉袄收拾得干干净净、暖暖和和。比起邻居家孩子露着棉花、沾着污渍的破棉袄，我们的“新”衣，已是那时能拥有的最好“美服”了。大年初一早上，我们穿着新棉袄跑出门，风里都是欢喜的味道。

杀年猪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迎年最为隆重的内容莫过于杀年猪了，时间大概在腊月十五前后，那种热闹不亚于过年。

年猪一般都是自家饲养的，那时没有多余粮喂猪，春夏秋喂菜，冬季喂糠。于是春天的灰灰菜、猪毛菜，夏天的榆树叶、西天谷，秋天的山麻子、苍耳子等都是喂猪的佳品，我和姐姐每天放学都要去给猪捋菜。猪光吃这些菜是不长肉的，母亲有办法，每到秋天，她常常带着哥哥到沟坡上割野麻子。初秋时尚未成熟的野麻子连叶带籽放到缸里糟两天喂猪；秋后成熟的麻子晒干后，叶子压成糠冬天喂猪，麻籽榨几瓶麻油一家人冬天炖菜，剩下的油渣便是猪的“细粮”。靠着这些，我家的年猪每年都能长到两百斤，在村里算是“大猪”了。

定准了杀猪的日子，头一天都不能喂了，这是“空肠”。杀猪当天，早饭过后，父亲带着哥哥以及帮忙的邻居，快速推开猪圈门，大家捉尾巴、揪耳朵、扯猪腿，伴着猪的嚎叫，呼啦啦把猪掀翻在地，用绳子捆紧四蹄，吆喝着抬到院里的桌子上，母亲早把一个大盆放到桌前，用来接血。这时候我是从来不敢看的，躲到屋里灶台旁添柴烧水，直到一盆暗红的猪血被端进屋来。

这时两口大锅的水也烧开了，大家把猪抬到灶台上，准备煺毛。父亲和哥哥交替着用铁钎子从猪的脚踝插进皮肉间，再往里吹气，直到猪身鼓得像个圆气球。这时几个人一起下手，浇水、煺毛、刮皮……此刻，堂屋的门是敞开的，因为两锅热水蒸出的热气，像要将土坯房撑爆，只能从屋门向外升腾，遇到腊月的冷风，愈发的云雾缭绕，迎年的烟火气便充满整个农家小院。

“战场”再次移到屋外，便是开膛、洗肠、剔肉……邻里的孩子们围着看，狗狗们蹲在一旁，眼睛盯着案板，等着分点碎肉。洗干净的猪肠送进屋，母亲早已调好佐料，开始灌血肠。灌血肠很讲究，灌得太少浪费肠衣，灌得太多煮时又会爆，需将肠口用麻绳死死系紧才行。煮血肠更是技术活，灌好的血肠下锅后，灶火要保持开锅的状态又不能太急，要适时翻动避免粘锅，还要扎孔放气，避免胀爆。

新出锅的血肠是杀猪日的第一道美味，切成小孩巴掌长的一段段，每人夹起一段咬上一口，油汁顺着嘴角流，那股鲜香味儿，能从嘴里香到心里。猪肉炒酸菜是杀猪当天的一道大菜，尤其母亲炒的猪肉酸菜无人能敌，金黄的肉片裹着酸菜，满院飘香，那是一年里最解馋的一道菜。

蒸年糕

过了腊月二十五，蒸年糕就提上了日程。这也是迎年的大事，全家人都要上手。做年糕用黍米面，先把黍米泡一天，再拿到磨房磨成面，灶旁备好软柴，才算准备妥当。母亲在锅里添好水，放上高粱秆编的蒸屉。当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舔着锅底，有热气从锅里冒出来时，母亲便把盛着黍米面的簸箕放在锅台上，开始铺料。

母亲先在蒸屉上铺一层煮熟的豇豆，防止黍米面漏下去；再把黍米面攥成小块，均匀地摆在豇豆上，这样蒸的时候透气；最后把剩下的面均匀地撒上去，哪里蒸汽足就往哪里撒，避免出现夹生。这“一铺、二攥、三撒”的技术让母亲在村里很出名，所以越是忙年的时候，东邻西舍越是请母亲过去帮忙蒸年糕。

烧火也是个技术活，火太急年糕会糊，太缓又蒸不透，还要不断查看蒸汽情况，以此调整软柴的用量和位置，所以烧火的人得母亲“钦定”。但那时我们都抢着干，不为别的，只想看着松散的黍米面，是如何在蒸汽里慢慢变成黄灿灿、软乎乎的年糕的。

等香味飘满厨房时，母亲早把铺着熟豇豆的盖帘放在凳子上。两个人把蒸屉抬出来，“啪”的一下将年糕反扣在盖帘上，热气裹着甜香扑面而来。待它稍凉一些，母亲便切下一块块两面都粘着豇豆的年糕让我们解馋，咬一口年糕，软糯粘滑，略带甜味——比起平日里的苞米米查子、苞米面饼，这简直是人间至味啊！我们吃着年糕，说着“年年高”，迎接着更好的新年。

蒸好的年糕不能一下子吃完，母亲把凉透的年糕切成薄片，淋上水冻在仓房里，留着正月里招待亲戚和回门的姐姐一家子吃。直到二月二，仓房里剩下的最后几片年糕，还能让我们再解一次馋——这是母亲的心思，想让“年年高”的好彩头，从年根儿一直延续到开春。

如今日子好了，做新衣不用再翻新，杀年猪不再是稀罕事，年糕也能随时买到，可腊月里总像少了点什么。在转瞬即逝的一年又一年中，我忽然明白：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新衣、年猪、年糕，而是母亲在煤油灯下择棉花的身影，是父亲和哥哥抬猪时的吆喝，是一家人围在灶旁等着年糕出锅的期待——那些藏在迎年琐事里的烟火气，那些用爱熬煮的时光，才是关于年的记忆中最珍贵的底色。那童谣又随风而来，我告诉我的孩子：只要有爱在，再平凡的日子，也能酿出甜来；只要踏实向前，再寻常的迎年，也藏着来自岁月的温暖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