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艳茹

窗外雪花纷飞，预示着年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小时候，物质不丰盈，我们对年的热情却丝毫不淡。办年货，父母的兜再瘪，孩子们盼望的糖果、糕点、新衣服，还有男孩子专宠的鞭炮，不会落空。

年关渐近，思绪的种子开始发芽，让我回味起离家之前过年的情形。刚入冬，家家户户开启了备年货的大幕。那时猪肉是奢侈品，所以杀年猪通常是压轴戏。

进入冬月，外面滴水成冰，热闹的蒸豆包就开始了。妈妈把自家出产的黄米仔细淘洗干净，滤去杂质，用开水焯一下或浸泡一晚，目的是让豆包颜色更黄，增强筋性和粘性，最后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盖帘都用上，把米放在上面沥水。沥水的把控是需要经验的，太湿或太干，加工时都很费劲，需是手指能捻破方好。腊月，村里唯一的碾房特别受宠，白天黑夜不停地转。有时为了抢到碾房钥匙，女人们甚至会闹出不愉快。那时的碾房就是一道特有的风景线。毛驴蒙着眼睛，围着碾盘一圈一圈绕着。碾黄米面至少要两个人，一个负责扫碾子，一个负责筛面，每个人都造得满身满脸都是面。有偷嘴的驴，还会被主人打几笤帚疙瘩。碾房里如果太冷，需要生几盆火，一则取暖，二则防止碾盘上的米面冻上。

面碾好了，发面、烀豆馅、准备苏子叶都是小事，包豆包的环节才是重头戏，最能体现人情来往。爸妈人缘好，知道我家要包豆包，三姨、二姑、五婶娘、大嫂子和姨表姐都会提前到。如果不是火炕承受不了，十几锅的豆包她们在说笑中一天就能结束战斗。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外面看守冷冻的豆包，不要被猫啊狗啊叼走或被猪弄翻，油光锃亮的豆包是冬日里的美食。

腊月，也是寒假期，我和妹妹都要去舅舅家小住几天。老舅家孩子小，通常是去二舅家。晚上二舅会拿一个干瓢去仓房拿回十来个豆包，我们五六个孩子边看电视边啃冻豆包，有一次正在换牙期的表妹还把松动的牙齿啃掉了。如今的粘豆包有江米的、江米黄米两掺的，馅也变得丰富多样。豆包，我依然爱吃，却没有了那种争着抢着，一群人围在一起吃的温情。当年那个每晚负责发放豆包的舅舅身体也大不如前。就连二舅家当年能睡十几口人的大炕也变小了，只能睡下三四个人。一起抢着吃豆包的表姐表妹也天各一方，各自成家散叶。

过年怎么能缺了年猪。我对杀年猪既盼望，又恐惧。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油滋啦，新鲜的猪肉火靠出的油滋啦，真是美味无比，想想都会流口水。但是我又特别讨厌我在家时杀猪。满屋充斥着猪内脏的味道，让人受不了。更令我无语的是，只要我在家，放出的猪血就要由我不停地搅动，防止凝结，这中间不能间断，一般需要三四十分钟，直到杀猪师傅说不用搅了，我才能停下来。因为家人觉得我干活稳重，不像妹妹毛手毛脚的，所以被“委以重任”。弟弟太小，只能负责抻个猪蹄啥的。我最不能容忍还必须得忍受的是，倒猪肠时我负责拎水帮忙冲洗，几个来回，我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大家看到我又呕又吐的，不但没人接替反而取笑我，说，光吃肉不干活可不行，你一年到头，这时才有机会帮忙干活。话是这么说，可是真的让我心有余悸。直到结婚后，爸妈说等我们回去再杀猪或杀羊，我都赶紧回复：“千万不要等我回去再杀，你们赶紧先杀吧。到家时，有啥吃啥。”电话那头，爸妈则会开心大笑。

吃冻梨是我童年里美好的回忆。年前妈妈会搭别人家的方便车去赶集。如果人不多，我也有机会跟着去集上逛逛。道路两旁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车根本进不去。下车前，大家和司机约好时间原地集合，过时不候。妈妈前一天会让我列一张采购清单，尽可能想得周全一点。即使这样也不能一次办齐，买齐年货需要来集市两三次或更多。但是冻梨一定是第一次就会采购的。冻梨买回来的当天晚上，炉火生旺了，妈妈会拿几个用凉水缓上。妹妹则不停地用手去捏，检验梨缓得怎样。妈妈就会骂她：“你要馋掉牙了吧！”我和弟弟就会笑妹妹。梨终于缓好了，一人一个，黑黑的梨皮，丝毫不影响我们的食欲。咬开皮，一股酸中带甜的汁液与香气瞬间俘获了我们的味蕾。吃过了心心念念的冻梨，那一晚睡得也格外满足舒适。

如今，年货越来越丰盈，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水果、干果、各种零食摆满了桌。可是，年味越来越淡，甚至不再巴巴地盼年。过年前的扫尘、磨豆腐、刻挂签等习俗，都成了故乡留在我心底深深的眷恋。

宋之问有诗云“近乡情更怯”，而我却是近年情更浓。毕业后我远离了故乡，那些温情的岁月，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记忆，温暖着我前行。

我能习惯岁月带来的沧桑，习惯地域带来的习俗改变，但是，故乡的年味始终留在记忆深处，无法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