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
2017年的正月初一，我们大包小裹装了一后备箱礼物，一家三口驱车前往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见一个特别的人。我们的心情说不上是高兴，也说不上是忐忑，应该是很急迫。这个人及这个人的儿女，我们彼此都没见过面。这个人名叫李淑芝，当年八十九岁，是我的亲大姑。
一
我父亲1937年出生在河北省青龙县官场乡北稍峪村。这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村，我的爷爷守着一点儿薄田过活，没有什么手艺，孩子又多。不要说当时中国大地被异族侵略，民不聊生，就是那几分薄田也养活不了家人。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一个棉袄大的地方就是一块田。这次河北之行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常说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一眼望去全是陡峭的石山，磨盘大、院子大的土地都被平整出来种上了庄稼。当时，爷爷有四儿两女，父亲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姑李淑芝七八岁时就被卖到邻村贾杖子贾家做了童养媳。父亲七岁的时候，爷爷决定跟族人迁徙到有土地耕种的地方，把儿女带出大山。两挂大胶车拉了满满几户人家几十口人和生活必备的一点点家当。车路过贾杖子村，大姑哭喊着跟了几里路，可是车上挤满了人，再也容不下一个瘦弱的孩子，大姑那年才十五岁。从此她和这个家族失联了近一个世纪。我和爱人坐在炕头上，一人握着一只大姑的手，听大姑讲她那悲凄的故事，陪她一起流泪。“我要是上了车，你奶奶就得下来，那家子人没有你奶奶可怎么活呢。”大姑最终原谅了遗弃自己的父母。
二
大姑做童养媳的贾家应该有几个钱，雇着长工。大姑上无公婆，丈夫参加了东北抗日游击队，大姑称“八路军”，他长年在外，大姑和贾氏的哥嫂过活，其实大姑是贾氏兄嫂买去的奴隶。大姑洗衣、做饭、喂猪，承包了所有的家务，还要上山砍柴。小小的年纪，瘦弱的身体却承担了成人的劳动。她做出饭自己也不能吃，嫂子让她单独熬粥，熬粥省粮食。有一次，她的嫂子打算将吃剩的米饭喂狗，转而改变主意施舍给了大姑，说：“给她点儿吃吧，长点儿力气好干活。”最让大姑气愤的是，嫂子盗走了大姑藏在棉袄里的十块大洋，这是爷爷留给大姑活命的大洋，是爷爷卖掉了大姑的自由换来的大洋……贾氏兄嫂偷了大姑的钱去县城下了好多次馆子。本是同样愚弱的一群人，在欺凌弱小的时候却是毫无人性。有一次，大姑得了痢疾，四五个月汤米不存，人瘦得皮包骨，家里的长工和村里的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了大姑一些草药，告诉她：这些草药能治拉肚子，只是你的身体太弱了，一定要少吃。大姑每天吃一些草药，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三
等大姑有了孩子，姑父就和兄嫂分家单过了，大姑也从此摆脱了兄嫂的虐待。可是好景不长，姑父在从部队回乡休养的途中被人杀害了，是皮鞭毒打致死。杀害他的是伪满政府的治安队，也就是替日本人做事的“二狗子”。有人把姑父被杀的消息告诉了大姑，大姑背上不满周岁的女儿去找姑夫的组织，遇到盘查的，大姑就说家里没粮了，要到下面村子亲戚家借点米。大姑找到了区小队，区小队袭击了伪保治安队，活捉了六个杀害姑父的治安员，并捆绑了交由大姑处置。大姑说：“这六人中还有一个女的，他们各个给我磕头做揖，有的还说给我五亩好田，只要让他们活命。谁要你的田？你们把我的男人害死，让我们孤儿寡母失去了依靠！”大姑对游击队长说，她只有一个要求，要那六人脱光上衣，给她一把烧红的烙铁。大姑用烙铁烙了六个“二狗子”的后背，出溜一烙铁问一句：“你还害人不！”大姑的仇恨上升不到家国仇、民族恨。她的这几烙铁完全是身世之苦、亲人离弃之痛、丈夫被毒打致死之恨的发泄。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磨难，大姑坚强得像一块钢，从此，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听着大姑的故事，为她擦去眼角的泪水。可悲的是，大姑说不清她的男人在八路军的哪个部队，在队伍里担任什么职务。更可悲的是，解放后，政府有政策照顾安置军烈属，可是必须得有人证明。姑父的战友大都不在了，即使有人活着，大姑也叫不上一个名字。就这样，大姑连烈属都不是。
四
解放后，大姑带着女儿嫁到谢杖子谢家。谢氏姑父因成份不好，适龄婚娶了却还未有人家提亲。大姑不嫌他成分不好，姑父也不嫌弃大姑带个孩子。就这样，两个人结婚了。大姑嫁到谢家又生了两儿两女。我们这次去看大姑，才知道姑父几年前过世了。姑姑的两个女儿都是高个儿，大眼睛，灵秀，二儿子浓眉大眼。在见到大姑的前一夜，我们住在秦皇岛市榆关镇榆关村大姑的二女儿家，二女婿讲了一个谢氏姑父的故事。大姑家孩子多，生活困难，有一年过大年，身为村长的姑父给人家杀猪，人家要给他一块精肉，姑父说：“我要那个猪头，这样孩子老婆都能吃一顿。”可见当时日子之难，也可见姑父的勤俭持家。
大姑的房子低矮阴暗，没有电视电话，没有现代时尚的摆设，却有四组老式红柜，大姑说：“你姑父种了很多粮食，装满了八节红柜，他去世前跟我说，我死了也放心了，这些粮食够你这辈子吃了……”我再一次为大姑的故事流泪。因时间有限，我对谢氏姑父的故事还没了解太多，听大姑说他生前一直做村长，他做村长一点也不贪，耿直公正，村里人都很怀念他。
五
1943年，爷爷组织家人迁徙，最终落脚在一个叫伙房的村子，即现在的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伙房村。
两辆绑着架杆的马车上装满了必备家什和包裹，老弱婴幼儿坐在包裹上，其他人只能步行。父亲那年才七岁，因为是男孩子也没有坐车资格，只能跟着迁徙的队伍跑。跑了几天后，父亲丢了。
七岁的孩子丢了，迁徙的队伍又不能返回去找，生死只能靠他自己。父亲在从内地向东北迁徙流亡的队伍中找到一个盲人为伴。盲人吹曲算命讨得几文钱两，父亲给盲人引路混口饭吃。迁徙的队伍走走停停，天黑了总会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讨饭休息过夜。有一天早晨，队伍正装车待发，忽然听到路上传来笛子曲儿，人们停下来看，父亲的大哥说：“那个领着盲人的怎么像三头？”就这样父亲又回到家人身边。时间快过去一个世纪了，大姑还清楚记得几个弟弟的乳名。“你大爷叫大头，二大爷叫林头，你爸叫三头……”我泪如雨下，父辈的乳名没有几个人知道，特别是我们晚辈。大姑啊……虽然从来不曾提起，其实从来未曾忘记。
大姑骄傲地说：“我是老党员呢！”然后小声地问我，“老侄子，你是党员吗？”
“是！”我回答道。
大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你看我这记性，老侄子是记者，哪能不是党员呢？党员好啊，能约束自己，心里有别人，能为别人谋福利！”
听着这些话，我有些惭愧，也有些激动。
2019年，大姑去世了，走完了她坎坷而又平凡的一生。
我为姑姑点赞：生命的乐章，即使是苦难，也仍然有不屈和顽强的音符；苦难的土地，仍然可以盛开出芬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