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瑜

大舅是个写字的。他住在城西一隅，屋中四壁皆书，案上堆着纸，墨水瓶常开，俨然一间文字的作坊。我每去，便见他伏案疾书，笔走龙蛇，仿佛与纸有仇。

他教我写作，却先不教我写。先是命我读，读鲁迅的冷峻，读沈从文的温润，读萧红的悲悯。“文字先要入眼，再入心，最后才能出手。”他说时，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我那时年少，只道是大舅迂阔，如今想来，竟是至理。

大舅评文极严。我初次呈上的小文，被他用红笔勾画得体无完肤。“这里虚浮”，“这里造作”，他批注道，毫不容情。我面红耳赤，几乎要掉泪。他却笑了：“好文字是改出来的，如同做人，总要修修剪剪。”便教我如何删去赘词，如何找准动词，如何让句子站立起来。他的指节敲着桌面，笃笃有声，仿佛在给文字把脉。

更奇的是，他常带我出门。雨时观荷，雪中访梅，秋夜听虫。“写作不在书斋，而在天地间。”他说。我跟着他，看他一笔一笔记下云的变化、风的走向、老人的皱纹、孩童的笑靥。他告诉我，要写得真，先要看得真；要写得深，先要感得深。

某日黄昏，我见他独坐院中，对着一株将枯的菊出神。我问其故，他缓缓道：“我在想，该如何写它的死，才能不负它的生。”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大舅教的不仅是作文，更是对万物的敬畏。

关于做人，他话不多，却字字珠玑。“文字可以修饰，人心不能伪装。”“下笔要有温度，做人要有骨气。”他曾因为一篇报道得罪权贵，却不肯改一个字。“若为五斗米折腰，何来笔下的浩然之气？”他说这话时，腰板挺直，如他笔下的句读，不容曲解。

后来我发表第一篇小文，他比我还高兴。却仍用红笔勾出几处：“这里还可更好。”随即拍拍我肩，“但已是好开端。”眼中满是欣慰。

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大舅突发脑出血走了。整理遗物时，发现他为我批改的每一篇习作都仔细收着，页边还有细小注记：“此处有进步”“此句颇见性情”。最后一份是我的获奖文章，他批曰：“青胜于蓝矣”，墨迹苍劲。

如今我亦以写作为生。每遇难题，常想若是大舅在此会如何说。恍惚间，似又见他伏案背影，听见他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求无愧于纸，无愧于心。”

大舅就这样匆匆走了。但他教的那些东西，连同他那支似乎永不知倦的笔，早已在我心里扎下根来，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字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