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发

1964年9月，我跨进哲盟师范学校大门。不到一个学期的某一天，班主任何耀东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入学后体检，发现你的身体有异常，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需要休学治疗，一年后再入下一届继续学习。”

我拿到学校开的“休学通知书”，情绪很低落。二年三班团支部书记孙庆林同学得知情况过来安慰我，并帮助整理行李，第二天与几个同学一起送我去火车站。

回到家里向父母说明情况，母亲说：“没事儿，在家好好养一年，明年再上学，反正咱们是考上的。”

我家房子的后边是一个大沙坨子，站在高处往南望，滚滚的柳河从西北向东偏南方向急流而下……

休学这段时间，我家从库伦旗西九十里的水泉公社水泉村，搬迁到库伦旗东六十里的三家子公社下勿兰一队落户。

下勿兰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是库伦旗最好的地方，南靠柳河，北依沙坨子，树木茂密。柳河与沙坨子中间宽有五华里左右，除了村庄就是甸子地，适合种植玉米、水稻。有些林地和空闲地杂草丛生，供打搂烧柴，坨子里还有大块大块的干牛粪。

当时最大的障碍是与村民语言沟通不方便，我们落户的一队不到五十户，汉族仅有一两户，其他村民都是蒙古族。父亲适应得还比较快，很快便能听懂蒙古语并能简单会话。

一晃休学半年了。我很想帮助父亲挣点工分，便向父亲说想找点活干。

几天后,父亲与队长张图门乌力吉商量,说我可以放猪。我有病在身，重活干不了，于是当上了放猪娃。

正式放猪前一天，父亲带我到放猪场——北大坑溜达了一圈，算是熟悉地形，走了一遍来回路线。

当天晚上，队长通知各户，已安排好放猪的人，明天开始撒猪，当地叫松猪。

第二天早上，村民将猪都松开了，父亲帮我圈到一起，我便赶着猪群，奔向村子北三里左右的北大坑。

刚到大坑的进口，整个猪群像接到口令，又像一群小朋友到了娱乐场，开始尽情撒欢,各就其位，有的一直往前跑，有的上坡，有的进了水泡子……

我站在高处四处观察着。这个放猪场很有特点，虽然是自然形成的，但也像是精心设计而成。大坑南北长一百五十多米，宽约百米，中间是个大水泡子。南北有两个进出口，是进北坨子里的必经之路。大坑四面是坡，长满了猪喜欢吃的麻籽、灰菜等植物。回家的路程中间有几棵杨树榆树，可在此处乘凉歇息，像是专门的一处驿站。

我正饶有兴趣地观察放猪场，突然，从南进口通道传来清脆的鞭声，随后过来一个大猪群，只见一个人在后面慢悠悠地赶着猪群进了大坑。我急忙过去与放猪人打招呼，先来个自我介绍。那个放猪人也很热情地回应道:“我叫德山，蒙古族，是二队的，以后咱们是伙伴了。”

说着，他将猪群赶上东坡，并对我说:“你这群猪太散了，把它们集中到北坡上，不能让猪乱跑。”他经验丰富，俨然是我的小老师。

上午十点多钟，天开始热了。我俩圈好各自的猪，一前一后往村子里走，一到村口，大小猪都急不可待地往家跑。

中午正在吃饭，一个村民到我家说，他家的猪中午没回来。我心里一慌，这要真丢了,可摊上大事了，那要赔人家的。我赶紧答应他下午一定找回来。

下午到北大坑，发现没回家那头猪在泡子里打腻呢。我急忙找德山问，猪怎么会落下，他不假思索地说:“上午猪群在北坡，这头猪趁你不注意，顺东北角的通道跑到北边坨子另一个坑去了，在那吃饱了想回家，回到这个大坑时天正热,就在水里打上腻了。”德山接着说，他以前也遇过这种情况，不用怕。

我诚恳地对德山说:“以后你得指导帮助我呀!”

德山这个人真的不错，不但指导我如何放猪，还教我做赶猪用的鞭子、套勒巴棍等，教我用蒙古语喊松猪、圈猪。

放了一夏天猪，体会到放猪也有一定规律可循。比如在北大坑放猪场，要注意看好南北两处进出口，防止淘气的猪去北坨子里的大坑，到时间不知回家。还要看住南边的通道，防止个别猪提前跑回家。两个猪群之间要保持距离，防止混群。既要管理好猪群，又要照顾老弱病孕，要把它们放到猪群的后部分，不要走得太快。

在放猪的日子里，我还认识了二队的“驴官”——老黄，这个人也不错,一说一笑，和蔼可亲，他的放牧场在坨子里，有时德山、老黄和我，还能短暂地凑到一起闲聊一会儿，抓跳兔……

放猪不用力气，主要是靠时间。我每天坚持服药，母亲对我的生活关心备至，还开了小灶。每顿饭保证有鸡蛋，每天一顿大米饭。虽然我们本地就生产水稻，但我家却没有大米，母亲只好用其他粮食兑换。我一边好好调养，一边尽心尽力地放猪，只为能帮到家里一点点的忙。

到了1965年9月1日，我按期返回哲盟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