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芳

1958年，我在哲盟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正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特殊时期。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我先后参加了大炼钢铁、修建飞机场等超强度劳动。我当时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在多次的誓师大会上都代表班级表态发言，在劳动中更要做表率起模范带头作用。两个多月的超体力劳动，加之我的身体比较羸弱，曾几次咳血。我却秘而不言，不向任何人透露，更不去医院检查，担心影响士气，一如既往地带领全班胜利完成了劳动任务。

1959年金秋时节，在举国人民欢庆建国十周年的锣鼓声中，我中师毕业，分配到通辽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市实验小学）工作，担任五年二班班主任，兼教两个班级的语文课。工作稳定后，我把妻子刘剑秋接到城里，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二年、她一直在乡下侍奉公婆、务农，我们那时还没有子女，过上了其乐融融的城市生活。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仅仅过了一个学期，1960年3月，我突感浑身不适，胸部疼痛，盗汗乏力，妻子立刻陪我到医院检查，结果竟然是空洞型肺结核。俗话说，“十痨九死”。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几乎把我击倒。而妻子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尽快调整情绪，强装笑脸地好言安慰我，鼓励我战胜疾病，争取早日康复。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而我当时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哪有条件住院啊！好在医生体谅我的难处，允许我每天在门诊打针治疗。后来，医生们经过研究改为气腹疗法，即用粗针管充满气体后往腹腔充气，让气体挤压肺部空洞，使之慢慢愈合。当时，其他患者都望而却步了，只有我勇敢地接受了这种疗法。气腹后我胀痛难忍，每天术后都是由妻子架扶着步履蹒跚地踱进家中（当时家中没自行车，街上也没有人力三轮车，好在医院离家很近）。此后每天都是由妻子陪护我去医院治疗。妻子除多方劝慰、鼓励、照料、笑脸相迎外，还尽量改善伙食，给我增加营养。这是国家经济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她把每月的几斤大米、白面都留给我一人吃，而她自己则背着我吃菜粥、糠饽饽。有一次，我家附近的学校食堂杀羊，全校教职工会餐。我馋得涎水直流，几次催促妻子去食堂要点菜来。妻子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偷偷地抹着泪水，为难地在屋子里转圈圈。最后鼓起勇气，硬着头皮红着脸去食堂要来一碗羊下水汤。我一口气吃完喝完，大快朵颐，脸上露出一丝久违的笑容，妻子也破涕为笑了。

在妻子无微不至的照料和悉心陪护下，我积极接受治疗，我的病竟然神奇般地好起来，连主治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当年秋季开学时，我就能正常上班了，一直干到六十岁光荣退休，并且还获得了高级职称，升至正处级。老夫老妻，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安享幸福的晚年。

有一年，我在商场购物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紧紧地跟随着我，双眼紧盯着我。我仔细一打量，认出是我当年的主治医生王茵。我急忙上前向她问好。她仍然紧盯着我问：“你是张……？”“我是您当年的患者张树芳，感谢您的救命之恩！”“这是我应该做的。”王大夫回答说。后来，王大夫跟熟人说道：“当年张树芳病得那么厉害，我以为他早就不在了呢！”

2024年，我的老妻年届九十高龄，驾鹤西去了！

我感谢为我治病的医生，我更感谢老妻当年对我的精心照护。如今她离我而去，我痛悼她，怀念她，感激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