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英芝

我今年已经85岁了，是从北京交通大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的。我从一个农村女孩子，能走到今天，与母亲的烧火棍息息相关。

1950年的秋天，全国从战火中喘息过来，人们开始过上和平生活。这个时候党和政府首先抓的是教育，各大村子都办了公立学校，以前上不起学的孩子和受到观念限制的女孩子，都可以平等地上学了。这本来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大好事，但我却懵懵懂懂地对这样的好事，有着莫名的恐惧，这又或许是姑姑上学的风波后遗症吧？

因为在这十年前，祖父曾破天荒地把他的掌上明珠——我的姑姑送进学堂。这一事招来学堂先生的为难和村里人的指指点点：“丫头片子，骑不了骡子，压不了马，上学干什么？”姑姑读完初小果然就在家跟着母亲学绣花做针线。

我本来就因为没吃着奶，身体瘦小而懦弱。家里又常嘱咐“不要乱跑，有‘拍花’的”，加上人们对姑姑上学的责难，我对上学充满了莫名的恐惧，仿佛学校是个危险的地方。虽然姑姑也高兴地复了学，但也不能扫除我的恐惧。

母亲知道我的想法，就提前找到长我一岁的愿意上学的堂姐，让她带我去上学。

开学那天，堂姐来到我家，找我去上学。我不去，她就拽我，我像钉子似的一动不动，身体还向后用劲。堂姐又伸出另一只手，两只手用力地拽着我。我身子被拉得往前倾，但屁股还是在后边。正争执不下时，突然屁股上挨了一棍子，我本能地往前跨了一步，回头一望，原来是母亲的烧火棍打在我的屁股上。我停在那里，又挨了一棍子。

母亲向来是严格的，我知道这是母亲的命令，不可争辩。无奈，我只好含着眼泪，跟着堂姐走出家门来到学校。

虽然是上一年级，但这是个中心村，附近小村庄的孩子也来这里上学，以前学堂的孩子也都合并到这个学校，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规模不算小。我看着那么多的哥哥姐姐们觉得很害怕，就天天哭，功课自然没有学好。哭归哭，但一想到母亲打我的烧火棍，我还得硬着头皮学。一年级上学期好像没有考试，第二学期公布一年的成绩，我考了个乙等第二名。这个成绩按说不该留级，但老师没让我升级，我父亲也没去理论，我也不当回事。

记得有一天，母亲拿着那根烧火棍站在我面前说：“不要像我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好好上学， 得走出去。”我听了母亲的话，好像突然有了一股力量，那以后，我不再害怕了，课本的知识对我越来越有吸引力。那课本里的字好像都活了起来，像清泉一样流进我的心田，成绩自然如雨后春笋般节节攀升。我的作业和手工作品每每挂到展览室，课堂上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偶尔遇到同学们都答不上来的难题时，老师和同学们会齐刷刷地把目光转向我。

老师见我学习成绩突出，就让我跳级，可不知为什么，父亲却坚决不同意，说：“一步一个脚印才稳当。”于是，我便一级一级、踏踏实实地往上走。

1962年，我考取了北京铁道学院。后来，历经种种曲折，跨过沟沟坎坎，在贵人的帮助下牢牢地抓住了考试这道公平的信条，成为北京交通大学的一名教师，硕士生导师。每当我闲暇时，常常会想起母亲的烧火棍。

那根烧火棍，没有华丽的言语，没有温柔的抚慰，却像一把钥匙，硬生生撬开了我怯懦的躯壳。就这样，把我从狭小的天地里推了出去。

感谢母亲的烧火棍！感谢母亲用最直白的方式让我赢得了一个女孩本该拥有的、不受嘲笑与偏见所限的未来。原来，真正的教育，有时并非和风细雨，而是一记带着烟火气的、充满力量的推搡——它推着我走出恐惧，走向那个我自己都未曾想象过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