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

我出生于奈曼旗南部山区一个山水相依的小山村——白音昌公社石碑大队下石碑生产队（今新镇石碑村下石碑屯），我家的房子就在石碑小学前面第二排。儿时由于贪玩，较同年的小伙伴晚了两年才上学。上学前既没接触过汉字，也没接触过数字，更别谈什么拼音了，一切从“零”开始。正如俗语所说：一张白纸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能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上小学时遇到的第一位班主任是郑亚成老师，郑老师既是校长，又教我们复式班（一个教室内同时有两个年级，老师先讲一个年级课，讲完后布置作业；然后再给另一个年级讲课）一年级和三年级的课程。郑老师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管理严格，对我影响较大。在郑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很快进入状态，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并爱上了阅读，不管什么书，看到就读。从1971年9月入学至今，我已经与书为伴54年。

小学至初中时期，奈曼旗归属吉林省管辖，所以我们读书时使用的教材是吉林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吉林省试用教材。教材的扉页印有黑体的毛主席语录。由于喜欢读书，而当时课外书很少，除了“小人书”之外只能反复阅读和背诵小学课本上的课文，一至五年级所有的课文我都能倒背如流。记得二年级时学习《小英雄戴碧蓉》这篇课文，老师把4个同学同时叫上讲台，要求默写出戴碧蓉的“戴”字，我们这组只有我写对了，其他同学或是写错或是根本就没写出来，当老师宣布默写结果时，我心中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初中二年级时，我由石碑小学“带帽”初中转入奈曼旗南部7个公社中名气最大的青龙山中学读书。转学时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石碑小学的教学进度较青龙山中学“落”了很多。我发挥爱读书的好习惯，起早贪黑的苦读，顺利地在期中考试中考入班级前三名。当时青龙山中学所在地有一家新华书店，课余时间，我总往书店跑，书店每有新书我总是第一个知道的。由于囊中羞涩，就买那些价格低廉的书籍。记得当时新华书店卖1角钱左右1本的《学点历史》丛书，我见到就买，买后很快就看完了。现在家中珍藏的《黄巢起义》《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从凡尔赛和约到慕尼黑协定》《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迷梦》《慕尼黑阴谋和绥靖政策》等小册子就是那时购买的《学点历史》丛书系列，这些历史读物通俗易懂，篇幅较小，很适合学生课外阅读，它极大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对我历史素养的提高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79年9月，我考入奈曼旗第一中学读高中。在完成课业任务后“嗜书如命”的本性使然下，几乎每天都会挤出时间到与学校间隔两条街的奈曼旗新华书店“淘宝”。那时，我对文学名著和古代汉语情有独钟，购买的《复活》《基督山伯爵》《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古代汉语语法十讲》等书籍至今仍摆放在书柜最醒目的位置。

大学期间，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成了我每天“打卡”的地方。读书、购书类别有了明确的方向，转向了抗日战争史和东北地方史的学习和探索。期间购买了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北史丛书》系列图书、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东北史研究大家金毓黻先生的力作《东北通史》和《辽海丛书》等著作。这些图书是我藏书中的上品，也是我书斋的“镇斋之宝”。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锦州铁路局（1983年10月1日锦州铁路局整体并入沈阳铁路局）通辽铁路分局通辽铁路职工子弟中学任历史教师，后调入通辽铁路分局史志办公室。为了优质高效的完成工作任务，提高知识贮备，我开始阅读和购买讲述铁路史方面的书籍。先后购买了《满铁史资料》（路权篇、煤铁篇等）《满铁史》《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中国铁路发展史》《奉系与东北铁路》《东北铁路外交史》等诸多铁路史书籍。

我原是在实体店购书，后来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学会了网上购书，实现了购书方式的“革命”。学会网络购书后，每天到中国图书网、京东网、当当网、孔夫子旧书网和拼多多搜寻图书成为了一种习惯。每当搜到一些物超所值的图书，特别是20世纪一些学术大师的著作，非常振奋，如最近购入的杨宽先生的《杨宽史学讲义六种》、裴文中先生的《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缪钺先生的《冰蚕庵文史丛稿》、童书业先生的《童书业杂著辑存》、傅衣凌先生的《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王玉哲先生的《中华民族早期源流》、蒙文通先生的《治学杂语理学札记》等名家之书，均来自网上书店，大部分实体书店根本没有这类学术著作。阅读名家之作使人顿觉沐浴精神的圣火，仿佛面前有一卷精神的河流汤汤的铺展开来，使我们的思维和视角进入思考的星辉……

54年与书为伴的岁月辛苦而充实，12016册的藏书是54年读书岁月默默积累的“宝藏”，也是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的精神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