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鸿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村里曾经有代销店或代销点，乡里有一个供销社，在政府和中学中间，很长一排砖瓦房，很气派。

等我们村里有供销社时，在村子东头，很空旷的一个大院子，不开门时闸板封门封窗，所以我妈有时就催我：“快点去，一会儿关板儿了！”开门营业也叫“开板儿”。

那时觉得售货员挺牛的，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在柜台里拿这递那。他们分组站柜台，食品组、五金组、洗护组、布料组等等，交款时要先开票，把票据夹在半空中的一条铁丝上，“嗖——嗖——”地传递到会计那核对，真是无比神气。

“买二两茶叶！”售货员拿杆小秤，秤盘子到茶叶箱子里撮一下，扒拉着小秤砣，看秤杆上的星，左右移动着，秤杆低了就抓点茶叶进去，高了就抓出去点，直到秤杆平平的，最后把茶叶倒在一张牛皮纸上，利落地包裹起来，买的人心满意足地揣走了。

我是家里的小跑腿。时常拿着空瓶子去给家里打酱油、打酒，还给妈妈打雪花膏。妈妈有一个友谊牌雪花膏瓶，白瓶绿盖，一打开喷喷香。当妈妈用手指在里面挖了又挖，抿了又抿，再也抿不出一丁点的时候，妈妈就让我去供销社打雪花膏了。售货员用一个刮板挖了一坨白白的、凝脂一样的雪花膏，往瓶子里一放，如果不满，就往空隙处再添补一些，用刮板一刮，大概二两吧，一块钱，够妈妈擦小半年。有时候我也会偷偷地剜一指头，在额头、鼻梁、脸蛋儿、下巴都点上，再均匀地擦抹，小脸蛋儿果然就既湿滑又亮堂，再贪婪地深呼吸几下，那淡淡的香味可真是好闻呀！

小时候，常往供销社跑，买蜡烛、打火石、盐等，如果能剩几分钱，也万万不敢私藏，至于糖果，只能在玻璃罐前流连，吞咽几下口水，然后一咬牙转身离去。其实我也不缺糖，哥哥姐姐们放假回来一准给我买各种糖果，奶糖、软糖、大虾酥，比单一的水果硬糖好吃多了，我积攒的糖纸花色五花八门，都是其他小朋友没见过的。以致于我小小年纪便一口蛀牙，七八岁了都不长新牙，人送外号“小豁牙”。

有的售货员“上眼皮”，看人下菜碟，很让人心里恼火。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发小骑自行车去县城的供销社，在一个卖化妆品的柜台前，我们几个好奇地看来看去。其中有一瓶天姿粉底液，瓶口像天鹅的颈，我问售货员，这个多少钱？结果那个售货员用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语调，不屑地说道：“十八呢——”那个“呢”字拖着长长的鼻音，当时就把我的火气勾起来了，我说拿出来我看看！那个女人毫无表情地将那瓶粉底液拿出来，“当”一声蹾在柜台上，我看也没看，就说：“我买了！”那时我已经是一名乡中学教师了，她看我穿着朴素，风尘仆仆的，认定我是乡下人，只是来过过眼瘾的，断然拿不出这18元钱。

多年以后，我们几个发小聚在一起时，还会拿腔拿调地模仿那句：“十八呢——”然后会意大笑。

我们去供销社时，冬天有人在门口卖炒熟的葵花籽。花一毛钱买上一碗，装在挎兜里，边走边嗑，又香又脆，算是跑腿的小费。

后来我做编辑，常常看到一些怀旧的稿件，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供销社里的热闹，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的匮乏与生活的窘迫，也有少年买冻梨和年画时的欢喜。文字里的年代感瞬间将我带回到过去。

我不禁想起我和伙伴们在供销社门口突发的创业梦想：那就是批发一袋爆米花糖，2分钱一根，批它100根，就站在卖瓜子的旁边，1毛钱一根，一根赚8分钱，100根就能赚8元，8元，巨款呐！几个小姑娘兴奋得要跳起来了，可是一想到我们“进货”要用的2块钱，一下子又都熄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