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玥

春节前夕，我拜访了家族中87岁高龄的姨祖母。她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仍能穿针引线，绣出精美的传统花纹。我们聊天时，老人言语质朴却字字千钧，缓缓道出了一个家族近百年来的迁徙与蜕变史。

姨祖母的家族祖籍是奈曼旗八仙筒镇下辖的“固日班花艾力”（汉译为“三枝花村”）。我的曾祖父是当地公认的村医，虽能为父老乡亲处理一些简单病症，但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受限于药材短缺，更多时候是以心理安抚为主。曾祖母擅长刺绣，她的刺绣饰品多为云纹、五畜等图样，小的饰品如荷包，鼻烟壶袋，褡裢、马鞍垫等，少量的也会做一些蒙古袍和蒙靴，很受欢迎。即便曾祖父和曾祖母能通过这些技能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可在社会动荡、物资匮乏的大环境下，一家人依旧时常食不果腹，生活难以为继。

抗日战争时期，原本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曾祖父母无力抚养年幼的子女，无奈之下，将年仅10岁的姨祖母送到地主家做活，一去就是3年，得以勉强维系其他孩子的生计。“那3年里，我没歇过一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干活，做饭、看孩子、打扫卫生、耕地放牛，还要在碾子上加工粮食，就算生了病也不能停下。”姨祖母的话语里，藏着难以言说的艰辛。

新中国成立，社会结构迎来根本性变革。曾祖父深思熟虑后，举家搬迁，投奔到扎鲁特旗的亲戚那里。在一个逐渐转暖的春天里，整个家族踏上迁徙之路，耗时一个多月才抵达目的地。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坐在牛车上，大人们则赶着毛驴，驮着全部的家当徒步前行，从奈曼旗出发，途经开鲁，最终在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苏木白音图门嘎查定居下来。

20世纪40年代末，按照国家政策，姨祖母一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生活逐渐趋于稳定。家族成员开始积极投身集体劳动，在公社从事粮食加工、炒米制作等工作，靠挣工分维持生计。因姨祖母工作勤恳、认真负责，公社将粮食加工工作交由她负责。

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施教育支边政策，通过派遣内地教师、接收少数民族学生进修等方式，助力边疆教育事业发展。姨祖母毅然响应“发展教育、建设边疆”的号召，不惜砸锅卖铁，全力供弟弟妹妹们读书，妹妹读完6年书后，被分配至奶牛场工作；大弟弟求学8年，成为村里唯一的拖拉机手，被誉为“光荣的拖拉机手”；小弟弟则加入民兵组织，投身基层保卫工作。这让姨祖母一家拥有了文化根基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家族身份逐步转型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一些家族记忆因时间流逝而被淡忘，但姨祖母至今保留着清晨静坐、低声哼唱的习惯，家中绣片上的纹样仍隐约透着自然崇拜与图腾符号的记忆，成为文化传承的鲜活见证。

姨祖母一家的百年历程，从过去的“难以为继”到如今的“生活越来越好”，正是政策温度与制度力量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