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

进入青铜时代，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了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广大区域。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库莫奚、女真、蒙古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西辽河流域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在不同的时期，他们与中原历代王朝战和相拒、附属共生，各民族间，不断兼并融合、衍生裂变，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描绘了一幅又一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画卷。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集合体。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在西辽河流域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3200—2500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晚期，分布区域为西拉木伦河以北，南至老哈河流域。通辽地区的库伦旗、奈曼旗、科尔沁左翼后旗有多处遗址。

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活跃在西辽河流域的是山戎族和东胡族，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又兼有狩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据考古资料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山戎与东胡族群的文化遗存。公元前10世纪至前9世纪西辽河流域已是山戎人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33年，山戎人被齐国击败后，余部融入东胡。

东胡与匈奴是兴起在中国北方的两大族群。东胡人开创了游牧文明，成为游牧民族的先祖。他们在西辽河流域留下带有时代印记的遗址和墓葬。

战国末期东胡部落被匈奴击败后，东胡遗部衍生出乌桓和鲜卑两个部落。西汉初，这两个部落同时兴起于中国北方草原，东汉末年，乌桓人一部分与汉人同化，一部分被鲜卑兼并融合。

鲜卑作为中国北方第一个建立封建政权的游牧民族，在西辽河流域曾活动500余年，这段时期成为游牧文明传承发展、民族融合、承前启后的民族。通辽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和出土文物是这一时期最珍贵的历史遗存。

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鲜卑部落解体分裂为宇文慕容段氏三部。宇文部一支自号“契丹”，与异种同类的“库莫奚”游牧于鲜卑故地。北魏时期库莫奚部落被击溃。余部与汉、契丹同化。契丹进入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

隋唐时期，契丹归附中原政权，后在西辽河流域逐渐发展成强大部落联盟，公元10 世纪初，契丹建立大辽王朝，与北宋王朝对峙并在对峙中占据主导地位。

辽代，通辽地区是契丹故壤，龙兴之地。西辽河大量考古发现和史实资料说明这一区域人烟稠密，农业发达、经济文化繁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契丹人、汉人、渤海人、女真人不断融合。

公元11世纪中叶，中国东北方古老的民族女真崛起。于12世纪初，统一北部中国， 建立“大金国”，推翻了辽王朝，并进入中原，与南宋并立对峙。女真继承中华传统文化， 推动中国再度统一。金代通辽地区为临潢府管辖。

宋辽金三朝经济往来、文化交流频繁，同尊儒学治国，同宗华夏文脉，虽王朝分立， 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三种文明形态碰撞交融的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

公元13世纪初，蒙古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国政权，并占据了中原， 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大一统王朝。元代通辽地区曾是东道诸王的领地。后划归辽阳省开元路、中书省泰宁路和宁昌路管辖。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伯吐古城、科尔沁左翼后旗敦达霍拉古城址和库伦旗后柜元代墓葬是元代遗留为数不多的遗存。

元朝灭亡后，元廷北遁大漠，建立“北元”，与明朝长期对峙。明代西辽河流域为兀良哈三卫领地，归辽东部指挥使司管辖。由于明初多次北伐和明迁沙漠遗民充实北平， 通辽地区一度成为人烟稀少的地带。

明嘉靖年间，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代孙奎孟克塔斯哈喇从额尔古纳河流域东迁至嫩江流域，称之为“嫩科尔沁部”，其后裔逐渐南下西进，先后迁徙到松花江上中游和东辽河流域驻牧，于清初进入西辽河平原，至此，科尔沁部的驻地被称之为科尔沁草原。

17世纪，女真后裔满族建立了清王朝。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统治者为笼络蒙古科尔沁部，采取“北不断亲”的蒙满联姻政策。清政府在蒙古诸部实行盟旗制度，合数旗而成盟，盟是旗的会盟组织。在清廷设置内藩蒙古诸部的四十九旗中，科尔沁统辖四部十旗，被称之为哲里木盟。受中央政府理藩院管辖，间或也受地方将军、都统或大臣节制。这种体制一直沿袭到20世纪初直到民国时期。

西辽河流域有着数千年的民族发展史，各族先民在创造灿烂文明同时，也留下大量的珍贵文物古迹和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揭示了北方各民族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总体特征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