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冬青

司马迁的《史记》横跨千年，带我们步入从黄帝轩辕氏至秦汉时期的历史长廊，拨开历史上的种种迷团，还其本来面目。

厚重的《史记》让我们在太史公铺设的3000年甬道上，追星逐月，浏览着一幅幅精彩动人的历史画卷。十二本记、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帝王、将相、侠客、巫师、商贾、文人、侫幸之臣相继登场。《史记》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艺术等领域，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式巨著。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用30年的时间，勾勒出3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泣血之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用《史记》向世人证明：人道之上还有历史，历史之上还有天道。

司马迁的成功来自于家学渊源和聪慧的天赋。司马迁年10岁能诵古文，父亲司马谈为他聘请了名师，使之受到良好的教育。其后，他又拜在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天文学大师唐都等泰斗门下，汲取各家学派的精华，又与时贤为友，学问见识日涨。公元前126年，司马迁20岁，他怀着承继父业，执笔著史的宏志游历全国，遍访祖国的名山大川，搜求到许多历史故事与资料，为以后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满腹经纶的司马迁，28岁为仕郎中，他伴随汉武帝走遍祖国大地，是为“扈从之游”，立志要建功立业，实现自己报国的夙愿。可是文人的悲剧，就在于太过书生气，因替李陵辩护，司马迁遭受了腐刑，然而他并未沉沦，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

“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在《秦楚之际月表序》里“究天下之变”，就是借秦灭亡的教训告诫当朝统治者勿要重蹈秦王复辙，弄一个天怨人怒、彻底灭亡的下场。司马迁把前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用人不当，“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究天下之变，是穷达之变，司马迁通过陈胜之口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贩夫走卒、佣耕者无一不是穷达之变的受益者，司马迁用讽喻的手法直指汉武帝治国之策的荒谬性，如果以损坏农民利益为强国之本，无疑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司马迁举了历史上夏商周更替的教训，举了秦灭亡的教训，抓住历史本质，揭示其深刻性，警示当政者，曲笔剖析，句句中肯，可谓犀利又独到。

《史记》的价值不仅是它的批评性和讽喻性，它的文学性、欣赏性也是一大特点。《史记》是历史，是文学历史；《史记》是文学，是历史文学。它的文笔生动、朴拙，用语雄健、俊洁、婉曲、细微，善用赋体铺陈叙事，通俗易懂。刻画人物，描写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在《张丞相列传》中写周昌口吃，模拟周昌神态说：“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期”是对周昌又急又怨的神情活灵活现的描写。又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写霸陵尉醉酒，呵止了李广不能夜行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是模拟装腔作势的醉汉的语言，把醉汉的神态刻画的传神精妙。

另外，《史记》在情节设计方面更具有小说和戏剧化特点，如写《鸿门宴》人物、角色、情节丝丝入扣，写“鸿门宴”紧张气氛，矛盾情节铺垫得合情合理，甚至连每个人的座位都交代的清清楚楚。为了更真实，司马迁还做过实地考察。针对他这种严谨，清初，顾炎武赞曰：“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正因为《史记》的文学性使它的语言通俗易懂，书中的许多成语至今流传，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淮阴侯列传》里的“多多益善”，《李将军列传》里的“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陈涉世家》里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廉颇蔺相如列传》里的“负荆请罪”“完璧归赵”等成语不胜枚举，俯拾即是。

司马迁写《史记》也是写自己，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他借鲁仲连的舌头喷火，或者变成自挖眼睛的伍子胥，又变成训斥秦王的蔺相如，他在乌江头哭，在屈原坟头哭，实际上在哭自己，哭自己命运的不堪。他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他多次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可是在生死之间，痛定思痛中做出决择，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遂有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的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性的文化伟人，他在中国和全世界的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苏联大百科全书》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历史的天空繁星璀璨，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就是星河中最亮的一颗，他写就的《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