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冬青

1962年，父亲花光了几年的积蓄买回一台收音机。那时，收音机可是个稀罕物件，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转一响”又称“四大件”说的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谁家要能买上一件就会成为左邻右舍羡慕的对象。父亲的收音机是上海产的美多牌（后改为红旗牌），紫红色的外壳，正面上半部分是金银线绒面罩，里面隐藏着小喇叭，下半部分用玻璃罩着长长指针的时段音频刻度表。两边各有一对黄色旋钮，左边是开关和调整音量的，右边是调整波段的。收音机的右上方有一个酒盅大小的窗口，开启收音机，窗口就会亮起小黄灯，拉开金色的小小的帷幕，我时常趴在收音机旁，静静等待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神奇的声音。每当收音机里音乐响起，我们家就充满了欢乐，歌曲、评书、广播剧、《星星火炬》，任由家人选择。我最喜欢的还是《星星火炬》，“嗒嘀嗒，嗒嘀嗒——嗒——滴——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动听的声音响起，收音机就成了美丽的童话世界。我最喜欢听《星星火炬》里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当时孙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的声音和蔼而充满磁性。他讲的“大灰狼的故事”“贪心老太婆”的故事，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抹不去的童年记忆。

自从收音机走进我的生活，我年幼的好奇心便开始发酵，这么好听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有人在里面说话吧？当然我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那么收音机里到底藏着什么神奇的东西，为什么会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带着这个疑问，趁着父母上班去了，我小心翼翼地卸下收音机后面的挡板，可展现在眼前的除了几个电子管，就是一个喇叭连接着几根电线，并没有啥神秘的装置。我很是失望，又想是不是电线会发出声音啊？可是屋里的电灯咋不能发声呢！后来，我跑去问邻居家的大哥哥才弄明白，原来收音机是靠“电磁感应”原理接收电磁波信号而发声的。知道了这个“秘密”，我特别高兴，并没有因为偷偷拆卸收音机挨了爸爸一顿训而懊悔。

除了少儿节目，收音机里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更让我着迷，每次听评书都是在享受一次精神的盛宴。那些年，《烈火金刚》《红岩》《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红旗谱》里的许云峰、江姐、朱老钟、肖飞一个个英雄人物在说书人绘声绘色的播讲中鲜活了起来，他们走进我的心里，他们的英雄事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立志要做一位如他们一样的英雄。那时，院里的孩子们聚在一起都会讲一段《烈火金刚》中孤胆抗日英雄肖飞为救伤员只身闯虎穴买药的故事，肖飞的形象如同现在孩子们心里的明星一样魅力四射。

除了评书，我也喜欢听广播剧，那时的广播剧有连续的也有单集的，我最喜欢听的是《三月雪》《党费》《三鞭子》《金色的鱼钩》，这些广播剧有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情节，还有逼真的音响效果，让我听得入迷。有时收音机信号不好，我就把脑袋贴到收音机喇叭上听，生怕漏下一个情节、一句对白，妈妈看见了，便嗔怪道：“快钻进收音机里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收音机中播音员的声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最崇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齐越、夏青、葛兰，他们标准纯正的声音简直就是天籁之声，让我着迷。北京人艺的董行佶老师朗诵的《回延安》更是让我热血沸腾：“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一把搂定宝塔山”。多年后，我还能背诵这首诗的一大段。我还喜欢北京人艺周正老师朗诵的小说《闪闪的红星》，那磁性而富有激情的声音让我陶醉，他们的朗诵凝聚了美的情感、思想和灵魂，充分展示了中华语言的艺术魅力，我暗下决心，长大做一个像他们那样棒的朗诵者或者播音员，也能在收音机里慷慨激昂，字正腔圆的播音。那时，我经常模仿播音员的声音偷偷练习朗诵，可是总觉得还差得远呢。

1976年，我在工厂做学徒，厂里让我负责管理广播室，这成了我练习播音的好机会。每天早晨，我先打开唱片机通过大喇叭给工友们播放一段样板戏，然后拿起麦克风播报一段国内新闻或者自己写的新闻稿件，虽然并不专业，可是听着自己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还是很兴奋，因为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播音了。

1977年，我从收音机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兴奋得几乎跳起来，我终于可以把失去的岁月捡回来了，于是我果断报名参加考试，在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遗憾的是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考试，不知道报考广播学院需要提前面试，原来在我填报志愿时广播学院的面试早已经结束了。我因此遗憾的与自己忠爱的广播事业失之交臂。没办法，按照第二志愿我考上了师范院校，用声音和学生打了一辈子交道。

退休后，我终于有机会圆自己年轻时的播音梦。我参加了市里的业余朗诵团，经过专业老师的辅导，我的朗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020年的“全民悦读第三届全国朗诵大赛”中我获得了金奖。最近，我又参加了科尔沁书虫朗诵合唱团队，进一步学习歌唱朗诵艺术。

德国著名诗人席勒说：“人要忠实于年轻时的梦想”。我真的要感谢收音机，是它带给我那么多美好的梦想，让我追逐了一辈子。岁月已逝去，在电视机普及的今天，我依然不会忘记与收音机相伴的那些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