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俊海

一天早晨，电话铃响得急促。父亲在那头说：“儿呀，有空没？帮我把这些葱卖了吧，这么多，放不住。”我刚要开口说忙，他已挂了电话。

父母其实不缺钱花。父亲每月有退休金，母亲会些理财，日子过得宽裕。可父亲偏偏放不下那几袋刚从乡下捎来的小葱——那是他回乡下一趟一趟用客车捎回来的，在园子里守着长了大半年。

等我赶到父母家，远远地从楼道里飘出老家久违的葱香。推开门，满地的葱皮和碎土，父亲正蹲在客厅中央，右手攥着布绳，左手拢着一把葱，细细地绕紧，打个活扣，搁在身边。捆好一把，他又弯下腰去够另一把，动作很慢，像怕惊动什么。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滑下来，落在葱叶上。他直了直腰，又强撑着坐回去，继续捆。我知道，他的腰椎又疼了。

“爸，您这是图啥？这点葱能卖几个钱？”话一出口，我便有些后悔。

“图啥？”他抬起头，眼里的光让我不敢再看第二眼，“这是我和你妈一棵一棵侍弄出来的，你说图啥？”

话音刚落，我低头不语。葱是我打小爱吃的。十六岁时开始离家读书，无论是读高中，还是念大学，每每回家，父亲总要烙一摞薄饼，择一把嫩葱，看着我狼吞虎咽。临走时，他还会把烙好的饼卷上葱和酱，用保鲜膜裹好，塞进我的背包。回城的火车上，我总会就着这股辛辣味，一路嚼到学校。后来，在城里生活我也喜欢去蔬菜店里买葱，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有时也打电话让父亲从乡下捎些来，可大葱蘸酱一送到了嘴边，却常常被我忽略了父亲侍弄葱时的辛苦。

父亲那年66岁，心脏不太好，却把园子打理得井井有条。豆角搭着架，土豆垄得齐，韭菜一茬一茬地割，葱更是他的心头肉。园子两侧还栽了花，他说，看着心里舒坦。

想到这，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到街面上去卖葱了。我跨上电动车，开始在街巷里转。推开第一家饭店的门，我说：“大叔，农家小葱，一块钱一把。”老板娘摆摆手，没抬头。第二家，第三家，得到的回应都一样。我攥着葱站在路边，春末的风还带着凉意，手心却渗出细汗。想放弃，可一想起父亲弯腰捆葱的背影，我又推开了第四家。

“这是自家园子种的，葱白嫩，做葱花香，葱叶能拌老虎菜。”我说得比之前顺了，“一块一把，您留两把尝尝？”

老板接过葱，凑近闻了闻：“行，你这儿有多少？”

那天上午，我卖掉了六捆，一百二十把。

回家时，父亲正坐在窗边。我把钱递过去，他接过，一张一张在膝上展平，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那双手，骨节粗大，微微发颤。他抬头冲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

几天后，家里的小葱卖完了。那几百块钱，父亲没花，一直揣在身上。有时我想，他种葱、捆葱、卖葱，图的或许根本不是这几个钱。他只是在用他还能做的事，一点一点地，告诉我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对待那些看似微小的、却浸透了汗水的事物。

那些葱，早就不是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