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
2026年1月的一天深夜，突然接到通辽市收藏协会原理事长李赓文的电话：“科老弟，快！我拍的那幅通辽车站陶彩壁画原稿到了！” 电话那头，李赓文先生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喜悦如同冲破闸门的春水，顺着电波汩汩流淌，“明日你可得尽快来古玩城，咱们一起品鉴这宝贝！”
提起李赓文，在通辽收藏界乃至内蒙古文博领域，都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从上世纪80年代初踏入收藏江湖，50余载寒来暑往，他从一名懵懂的钱币爱好者，蜕变为集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内蒙古钱币学会理事、通辽收藏协会理事长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收藏大家。“辽钱王”的美誉，不仅是对他藏品宏富的肯定，更是对他深耕乡土文化、守护历史遗存的致敬。
踢毽子踢出的收藏初心
李赓文的原籍在河北迁安，1953年生于通辽，是位地地道道的科尔沁儿女。他与古钱币的不解之缘，竟始于童年时一场寻常的踢毽子游戏——这段充满童趣的往事，恰似一颗种子，在岁月的浇灌下，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收藏之树。
在北方的童年记忆里，踢毽子是孩子们最钟爱的游戏之一。那时的毽子，没有如今这般精致，皆是孩子们亲手自制：将几枚铜钱叠在一起，对准中间的方孔插入足量的山羊胡子或其他动物毛发，再用木头楔子狠狠打压严实，一个简易却耐用的毽子便大功告成。在无数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李赓文和伙伴们在庭院里、街巷中追逐踢打，毽子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伴随着清脆的铜钱碰撞声，成为童年最动听的乐章。
变故发生在一次寻常的游戏中。当毽子不慎踢散，李赓文蹲下身捡拾铜钱时，突然发现其中一枚的字体与其他铜钱截然不同。那古朴的纹路、奇异的字形，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他心中的好奇之门。他急忙翻找出家中所有的铜钱，一枚枚摊在桌面上仔细比对，发现每一枚铜钱的花纹、文字都各有千秋—— 有的端庄规整，有的飘逸洒脱，有的残缺斑驳却透着岁月的沧桑。这种发现的新奇感，如同一股魔力，让他对这些不起眼的“铜疙瘩”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收集古钱币成了他最执着的追求，这份热爱如同草原上的野草，一旦生根发芽，便再也无法遏制。
家里凡是能找到的铜钱，都成了他的 “囊中之物”：门帘上串着的、小孩子悠车子上挂着的、奶奶烟袋杆上拴着的，只要是铜钱，他都想方设法收集起来，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藏在自己的“秘密基地”。但家中的存量终究有限，为了收集更多不同字体的铜钱，他常常利用与伙伴们踢毽子的机会“拓展货源”——只要看到别人毽子上有陌生字体的铜钱，他便软磨硬泡，用自己的玩具、零食甚至积攒的零花钱交换、购买。
1970年，17岁的李赓文初中毕业，踏上了工作岗位。繁忙的工作并未冲淡他对古钱币的痴迷，反而让他有了更充足的财力支撑这份热爱。有一件往事，至今仍被收藏界传为佳话。上班后的第一个冬季，一天他路过室外，看到一群孩子正在踢毽子，其中一个毽子上的铜钱让他眼前一亮。他来不及多想，冲过去一把抢过毽子就跑，孩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哇哇大哭，边哭边在后面追赶。李赓文跑到安全地带，迅速拔掉毽子上的鸡毛，将那枚心仪的铜钱揣进怀里，然后转身面对追来的孩子们，从口袋里掏出五角钱递给他们。在那个供销社里一枚铜钱只能换一块糖的年代，五角钱无疑是一笔“巨款”，孩子们立刻破涕为笑，还争先恐后地说：“大哥哥，我们家还有好多铜钱，明天给你拿来！”那个冬季，李赓文收获了数十枚珍贵的古钱币，也为这份热爱付出了不少“代价”，但他始终乐此不疲。
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赤峰之行，更让他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当时他出差路过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换车，在客运站候车室里，一位蒙古族老人的烟荷包吸引了他的目光——荷包带上拴着一枚造型奇特的铜钱，古朴典雅，一看便非同寻常。李赓文按捺住内心的激动，主动走上前与老人攀谈，从草原的风土人情聊到家常琐事，言语间满是真诚。他顺势夸赞老人的烟荷包绣工精湛，荷包带上的铜钱更是别致罕见，随后诚恳地提出想要购买这枚铜钱。老人起初连连摆手：“这是祖传的物件，不能卖。”但当得知李赓文是一位痴迷古钱币收藏的爱好者，且一心想要保护这些历史遗存时，老人沉默片刻，突然毫不犹豫地将铜钱从烟荷包上拆下，塞进他手里：“既然你这么喜欢，又能好好保管它，就送给你吧！”那枚承载着蒙古族同胞淳朴情谊的铜钱，至今仍是李赓文最珍视的藏品之一。
“辽钱王” 的淬炼之路
1975年，经单位推荐、组织审核，李赓文被吉林省财贸学校录取，成为那个年代稀缺的中专生。在长春求学的日子里，除了钻研专业知识，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各级博物馆、展览馆里。站在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面前，他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与古人对话。从商周的青铜器到秦汉的瓦当，从隋唐的瓷器到宋元的钱币，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变迁，也让他的视野日益开阔，收藏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单纯的 “收集”转向“收藏与研究并重”，走上了以收藏助研究、以研究促收藏的道路。
1977年中专毕业，李赓文的组织关系被转回哲里木盟，几经辗转，他被分配到哲里木盟土产公司回收科工作，不久后便升任业务科科长。这份在旁人看来平淡无奇的工作，对李赓文而言，却是天赐的良缘。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深入各旗县的土产公司检查指导，而各地人民公社（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改称乡、镇、苏木）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更是他每次下乡必去的“宝地”。在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品中，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发掘出了无数被遗忘的“珍宝”——一枚枚蒙尘的古钱币、一件件残破的老物件，在他眼中都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无价之宝。
1985年深秋，上海迎来了一场重要的文化盛事——中日货币联展。李赓文应内蒙古钱币研究会和中国钱币学会的邀请，作为内蒙古地区的代表参会。当时，几位日本钱币专家听说从科尔沁草原来了一位年轻的收藏家，起初并不以为然，甚至带着几分怀疑。一位对辽代钱币颇有研究的日本专家，为了检验李赓文的实力，当场抓起十几枚辽钱扔在地板上。“叮叮当当”的声响过后，李赓文从容地走上前，弯腰捡起两枚铜钱，放在手中轻轻掂了掂，又用指尖摩挲着钱币的纹路，片刻后便斩钉截铁地说：“这两枚是假币。”
日本专家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拿起那两枚铜钱仔细查验，最终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用生硬的中文赞叹道：“李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这场小小的“考验”，让李赓文在中日收藏界名声大噪，也让更多人见识到了中国民间收藏家的实力。
1987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了李赓文耳中：库伦旗平安乡一户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时，意外挖出了1000多斤古铜钱。他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驱车赶往库伦。颠簸的土路、漫长的车程，都无法阻挡他对古钱币的执着。到达目的地后，他不顾一路风尘，立刻与农户协商，最终果断买下了700多斤铜钱。回到通辽后，他顾不上休息，连夜开始整理这些“宝贝”——一张宽大的木板铺在地上，铜钱倒在上面，堆积如山。他蹲在地上，一枚枚分拣、擦拭、比对，饿了就啃几口面包，渴了就喝几口凉水，昼夜不停地奋战了10多天。
就在整理工作即将收尾时，他注意到旁边散落着一些断裂成两半的铜钱。出于职业习惯，他弯腰将这些碎片一一捡起，耐心地拼接起来。当最后一块碎片归位，一枚完整的铜钱出现在眼前时，李赓文突然“腾” 地从地上蹦了起来，双手紧紧攥着那枚铜钱，激动得手舞足蹈，嘴里不由自主地喊道：“应历通宝！是应历通宝！”
熟悉古钱币的人都知道，辽钱因铸造量极少，出土和传世量更是凤毛麟角，历来是收藏界追捧的珍品。而“应历通宝”作为辽钱“上八品”之一，此前仅在文献史料中有零星记载，国内从未有过正式的出土报告，堪称稀世孤品。李赓文深知这枚古钱的价值，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收好，随后撰写了《哲盟发现一枚“应历通宝”辽钱》一文，投给了国家级刊物《中国钱币》。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收藏界引起了轰动，无数收藏家纷纷致电，想要一睹这枚孤品的风采。
1988年，一位广东的钱币收藏家专程来到通辽，开出了令人瞠目的天价，想要购买这枚 “应历通宝”。在那个万元户都凤毛麟角的年代，这位收藏家提出的收购价格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足以让普通人衣食无忧一辈子。但李赓文想都没想，便断然拒绝了：“这枚钱币是哲里木盟的珍宝，是科尔沁草原的历史见证，我不能让它离开家乡。”这份面对巨款不为所动的坚守，正是一位真正收藏家的初心与担当。
除了这枚“应历通宝”，那次整理还收获了近千枚辽钱“下八品”。从此，李赓文在辽钱收藏领域声名鹊起，“辽钱王”的美誉也传遍了大江南北。如今，经过数十年的苦心收藏，他已拥有辽钱“上八品”中的五品 ——“天禄通宝”“应历通宝”“统和元宝”“景福通宝”“大同通宝”，以及数十套辽钱 “下八品”，堪称占据了辽钱收藏的“半壁江山”，稳稳坐实了“辽钱王”的宝座。
但李赓文并未止步于个人收藏的成就。他始终认为，文物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收藏的最终目的是传承与分享。因此，他跳出“为收藏而收藏”的局限，将目光投向了收藏的社会效益，致力于普及家乡历史文化，让更多人了解科尔沁草原的悠久历史，从而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泉权博物馆：传承文脉的一方天地
“泉权博物馆”——这个名字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查阅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现代汉语词典》可知，“泉”为钱币的古称，“权”则指秤锤。顾名思义，这座博物馆以收藏古代钱币和古代秤锤为主，同时兼收其他各类文物，是通辽市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它的诞生，不仅是李赓文从文物收藏转向文物研究与文化普及的里程碑，更是他践行传承通辽历史文化使命的坚实步伐。
走进“泉权博物馆”，仿佛踏入了一条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整洁明亮的展厅里，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无声地诉说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清晰展现了原始人群的演进轨迹；从汉权、辽权到近代铁权，完整呈现了中国度量衡中衡器的演变史；从夏商的贝币、商周的圆钱，到战国时期的蚁鼻钱、刀币、布币、铲形币，生动讲述了农耕文明与手工业文明的发展脉络；从秦始皇统一货币后铸造的方孔“半两”钱，到民国时期的银元、纸币，再到新中国的人民币，系统展示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变迁。这一件件跨越时空的文物，恰似一幅恢弘的历史长卷，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过往娓娓道来。
如今，博物馆已收藏古今中外钱币5万多枚（张），涵盖4千多个版别，堪称一部鲜活的货币史教科书。而馆内收藏的各类权器，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既有重达20多公斤、需两人合力才能搬动的石质秤砣，也有仅重4.1克、小巧玲珑的微型古权。这些权器工艺精湛、质地优良，历经百年风雨仍能使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为研究中国度量衡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创办“泉权博物馆”，是李赓文多年的文化情结。这份情结，源于他对文物收藏的热爱，更源于他对传承历史文化的执着追求。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出价 270 万元，想要买下博物馆的全部馆藏，但李赓文婉言谢绝了。在他看来，这些文物是家乡历史的见证，是传播通辽文化的重要载体，远比金钱更有价值。“我要把这座博物馆留下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通辽的历史，让这些文物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一位收藏家最纯粹的初心。
多年来，李赓文在文物收藏与文化传播方面的突出贡献，赢得了各级组织的认可与赞誉。1995年，他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首届自治区级钱币收藏家”；2001年，入选“通辽市十大收藏家”；2018年，被通辽日报社智库聘任为智库专家；2024年，成为通辽市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专家库史志专家，并连续担任通辽市第四届、第五届政协文史专员。这些闪光的荣誉，是对他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乡土文化、守护历史遗存的最好褒奖。
铁路收藏：留住工业文明的草原记忆
铁路，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象征，1825年在英国诞生，十九世纪晚期传入中国。而通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四郑铁路，于1916年筹建，1917年建成通车，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通辽城区最早的铁路，则是1921年10月建成的四洮铁路郑通支线，四洮路通辽站位于今建国路南端东北大厦草原酒店位置。1927年10 月，京奉铁路打通支线延伸至通辽，在今和平路南端修建了打通路通辽车站。
这两条铁路，承载着科尔沁草原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记忆，也深深烙印在李赓文的心中。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返程时父亲总会告诉他：“去南站买火车票。” 父亲口中的 “南站”，便是老百姓对和平路和平桥南侧通辽站的俗称。而南站附近的一处煤油存放库（今通辽石油公司及附属加油站所在地），更是他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留住这份工业文明在草原上的历史印记，李赓文在收藏过程中，格外留意与通辽铁路相关的实物文物和史料，经过多年积累，已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铁路收藏系列。
2016年，李赓文从日本淘到了一本《满洲事变写真贴》，这本写真贴收集了四洮铁路郑通支线大部分车站的照片，其中一张四洮路通辽站站舍的老照片，让他如获至宝，因为这张照片是四洮路通辽站最早的照片，也是目前面世的唯一一张四洮路通辽站的照片。结合手中的其他铁路文物和文献史料，我们两人开始了对通辽早期铁路站点的考证和研究工作。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关于“北站”和“南站”位置的错误说法，有人将南站定位于民航路东段的通辽石油库一带，这与李赓文的记忆和史料记载相悖。为了厘清这一历史谜团，我们多次前往民航路附近的通辽石油库实地考察，查阅石油库的档案资料，并寻访了 1958年石油库建设初期的老职工祝宝安。
祝宝安老人回忆道：“当年锦州铁路局为支援哲里木盟地方建设，将铁路机车房无偿划拨给地方，用来建设石油库。现在石油库的围墙和瞭望塔还在，机车库房虽然在二十世纪末拆除了，但档案室里还保留着机车房的照片。” 在石油库党支部书记和主任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终于在通辽石油库档案室找到了机车房拆除前的照片。照片中的机车库建筑风格，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文物普查核查组考察的沈局管内现存民国时期机车库完全一致。再结合《奉天通志》卷一百六十四・交通四・铁路的记载，我们最终确认：位于民航路东段的通辽石油库，正是1927年10月投入使用的京奉铁路机务第二段通辽分段及机车房。这一考证结果，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历史谬误，为通辽铁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2018年，为迎接通辽第一条高速铁路——新通高铁开通，通辽车站决定筹建站史馆，并邀请李赓文和我担任顾问。接到邀请后，我们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查阅史料、征集文物、设计展陈……经过数月的通力合作，站史馆顺利建成。开馆后，接待了来自沈阳局集团公司、国家铁路局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多次考察，赢得了广泛好评。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陶副书记，还在全局文物普查电话会议上专门点名表扬了通辽车站站史馆的建设成果。
《草原风情》：重现的草原文化符号
2026年1月14日，对于李赓文而言，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这一天，他通过网上竞拍获得的1985年7月1日剪彩的通辽车站陶彩壁画《草原风情》初创原稿，历经千里辗转，终于送达他的手中。这份原稿源自唐山陶瓷厂，至于它为何会流出工厂、辗转流入市场，或许将永远是一个未解之谜。
打开包装，一幅保存完好的画稿映入眼帘：湛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一对蒙古族青年男女分别骑着白马和黑马，手持套马杆在草原上疾驰，身姿矫健，意气风发；远处牛羊点点，如繁星散落，左侧电厂的烟囱巍然耸立，右侧连绵的远山勾勒出优美的天际线，天空中两行雁阵展翅南飞，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又充满生机的草原画卷。在画稿正面右下角，清晰地题着“刘宝平”三字。
翻过画稿，背面不规则地写着几行文字：“通辽火车站东售墙面”“厕所（男）、值班室、水房、厕所（女）”“现有规格块面小” “瓷砖规格 / 定制”“送样品84.7.2”“唐山陶瓷厂烧制”“美丽的科尔沁我的家”“草原明珠”“科尔沁我的家”“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名称还让领导再次研究”“二稿可以考虑”“初稿没有体现哲里木的特色”。这些文字，虽字迹潦草，却真实记录了壁画创作初期的考量与修改意见，为还原壁画的创作历程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收到画稿的当晚，李赓文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得知这一消息，我也倍感兴奋——作为见证通辽车站发展的重要文化符号，《草原风情》陶彩壁画承载着几代通辽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其初创原稿重现于世，无疑是通辽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第二天上午，我迫不及待地赶往古玩城，与李赓文一同品鉴这幅珍贵的画稿。经过仔细比对和研究，我们一致认定：这正是2004年通辽车站改造前，镶嵌在候车室一楼大厅东侧墙壁上的大型陶彩壁画《草原风情》的初创原稿。
为了完整还原这幅壁画的历史风貌，我们意识到，必须找到2004年施工拆毁前的壁画照片，与初创原稿相互印证，才能全面呈现这段历史。于是，一场跨越全城的寻找之旅就此展开。我们拨通了原通辽铁路分局工作人员、通辽车站老职工、通辽市老摄影家、老记者和收藏家的电话，每一次拨号，都饱含着期待。然而，回应我们的大多是失望——很多人都对那幅横亘在车站东墙上的恢弘壁画记忆犹新，但在那个手机尚未普及、个人相机寥寥无几的年代，很少有人想到要为它留下一张照片。
但我们并未气馁。我们坚信，在这座城市里，一定有像李赓文一样的“有心人”，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幅壁画的风采。1月22日，原通辽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分处协理闫国良先生给我打来电话，建议我联系原通辽车站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陈增福先生：“陈书记是个细心人，喜欢收藏各类史料照片，他手里说不定有《草原风情》的照片。”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拨通了陈增福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陈书记的声音热情而爽朗：“那幅壁画我记得很清楚，2004 年车站改造时被拆掉了，我手里没有照片，但我可以帮你问问原车站总会计师金奇明，他是咱们车站的‘活档案’，心细如发，说不定他那里有。” 挂断电话没多久，陈书记就传来了好消息：金奇明果然收藏着《草原风情》的照片，并通过微信将照片发给了我。
照片中的《草原风情》陶彩壁画，色彩鲜艳，构图饱满，与初创原稿相比，既有一脉相承的草原风情，又有几处细微的调整。照片下方清晰标注着：“刘宝平创作，赵晓杰、刘光远、毛树存绘制”。将照片与初创原稿仔细比对后发现，这些调整与原稿背面“初稿没有体现哲里木的特色”的标注相吻合，应该是领导审定时根据地方文化特色进行的优化完善。
为了进一步了解壁画的创作背景和相关细节，我向陈书记索要了金奇明先生的电话，并约定于2026年1月23日下午登门拜访。当天下午3点，我和李赓文准时来到铁南世纪园小区金奇明先生家中。一进门，金先生便热情地拿出珍藏的史料，与我们促膝长谈。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一段尘封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金奇明先生回忆道：“1984年，哲里木盟行政公署召集驻通辽市的大型企业开会，号召大家捐资建设通辽车站陶彩壁画，为家乡增添一道文化风景线。各大企业纷纷响应，当场拍板捐款，有的捐2000元，有的捐3000元，总共筹集了21000元。壁画由唐山陶瓷厂承建，最终安置在车站一楼大厅的东侧墙上。1985年夏季，壁画正式落成，还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他告诉我们：“这张照片是他用135照相机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的底版他也保存了，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如果能找到我再通知你们。”
他还补充说：“《草原风情》壁画上墙后，效果非常好，受到了旅客和市民的广泛好评。通辽铁路分局领导见状，决定在第二年再投资建设一幅陶彩壁画，也就是后来安置在候车室西墙上的《峡江清晓》。” 金奇明先生的讲述，与铁路史志的记载完全吻合。《通辽铁路分局志》《通辽铁路百年史略》《通辽铁路分局大事记》等史料，都对《草原风情》陶彩壁画有明确记载。其中，1993年6月通辽铁路分局办公室出版的《通辽铁路分局大事记》（宋海主编，内部资料）记载最为详细：“1985年7月1日15时30 分，在通辽车站举行了大型陶彩壁画《草原风情》落成剪彩仪式。时任哲盟行署副盟长旺其嘎，盟委宣传部长李全喜，通辽市政府张副市长，铁路分局副局长果魁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由旺副盟长剪彩。大型陶彩壁画《草原风情》是哲里木盟地方政府及有关企业集资无偿馈赠，价值 21000元，它凝聚着地方政府支援铁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建哲里木的真诚心愿。”
这幅《草原风情》陶彩壁画，在通辽车站候车室东侧墙壁上静静伫立了近20个春秋。它见证了20世纪末通辽车站的发展变迁，迎接过无数南来北往的旅客，将科尔沁草原的雄浑与壮美，定格在每一位过客的心中。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个承载着通辽人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如今，随着初创原稿的重现和历史照片的找到，这幅壁画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得以重新被人们认识和珍视。
从一枚枚古钱币到一座私人博物馆，从铁路史料的考证到陶彩壁画原稿的发现，李赓文用五十余载的坚守，书写了一段关于收藏与传承的传奇。他如同一位虔诚的文化守护者，在岁月的长河中，打捞着那些被遗忘的历史碎片，将它们精心拼凑、妥善保存，让通辽的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而《草原风情》陶彩壁画初创原稿的重现，正是这份坚守结出的硕果，它为通辽铁路发展史和城市文化记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科尔沁草原的文化魅力，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