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是一方文明古老的大地，地处西辽河核心区，其所管辖面积覆盖西辽河平原大部分区域。我们在描述通辽的历史，常用的概念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或通辽文化底蕴深厚等诸多表达，这些词语虽然并非虚构或是形容，但真正详知这方土地真实历史面貌的人们还是甚少。为让家乡人们深入了解我们脚下这方土地厚重的历史，本文将依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存，阐释通辽境内从新石器时代和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我们的先人在这方土地生生不息的历史，特别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5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西辽河平原绵延生息、共生共融，为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建立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石器文明曙光

距今约8000年前，我们的古代先民在西辽河流域刀耕火种、叩石垦壤，开始种植粟黍原始农业。以定居的生存方式形成聚落，制作陶器、加工石器、玉器，被考古学界称之为“兴隆洼文化”。1975年、1988年两次全国文物普查，通辽市境内发现兴隆洼文化遗址11处，并采集众多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兴隆洼文化遗址5处，扎鲁特旗西北一号遗址、科左后旗阿仁艾勒遗址、开鲁县小泡子遗址、科左中旗西固伦茫哈遗址、科左中旗敖恩套布遗址，其中4处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发现，已证实，通辽大地距今8200年—7400年间，这里已经有了人类原始村落，远古先民由刀耕火种过渡到耜耕原始农业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曙光，也成为通辽是一方古老文明土地，最具说服力的印证。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年—5000年，是最有影响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起源提供重要依据的考古学文化。西辽河流域是红山文化分布中心区，在1975年、1988年两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通辽境内发现古文化遗址1100多处，而红山文化遗址300余处。

1974年在奈曼旗大沁他拉镇以北的沙丘中，发现调查了西湖鱼场、福盛泉、乌根色冷、舍塘、南嘎什土等五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遗物和遗址表明，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1975年哲里木盟文物普查在科左后旗发现布墩哈日根、阿都沁苏木达拉等14处红山文化遗址，遍布10多个苏木乡镇。公河来苏木的朝阳堡遗址，在风蚀地表上暴露4处半地穴式圆形房址，从出土遗物和遗址说明当时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并兼营畜牧和狩猎”。

库伦旗四家子遗址、哈图他拉遗址是两处进行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在四家子遗址首次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存，表明养畜牧河流域是红山文化十分丰厚的区域。

201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哈民遗址，是红山文化时期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也是最典型的考古学遗址，被称之为“哈民文化”。哈民遗址地处西辽河与新开河之间平原沙地，也是科尔沁草原腹地，哈民遗址的发现，向我们展现了5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在西辽河平原生存的遗痕，也是红山文化晚期人类聚落的缩影。

2006年，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村南，乌力吉木仁河南岸7.5公里处，发现一处墓地遗址，经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清理墓葬400座，出土各类文物1500余件，南宝力皋墓地遗址是新石器晚期，距今5000年—4500年小河沿文化和偏堡子文化共存的考古学文化。2007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在距南宝力皋吐墓地20公里处，发现道老杜苏木坤都岭墓葬，经专家认定依然是小河沿类型遗址。这两处墓地的发现，充分说明在乌力吉木仁河流域扎鲁特旗境内，从距今8000年兴隆洼时期开始，一直有我们的先民绵延不断在这方土地生息，成为通辽历史厚重的一个注脚。

燕垣胡地青铜剑

进入青铜时代，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了燕山以北西辽河流域广大区域。在3000多年的时光里，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中原历代王朝时战时和附属共生，各民族间在碰撞与交往中或衍生裂变、或族群融合，在西辽河平原，书写了一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恢宏史诗。

东胡族是活动在西辽河流域的北方少数民族，是游牧民族的先祖。公元前300年前后，东胡与匈奴同时在我国北方兴起，成为两个强大对立的部落联盟。

战国时期，东胡与燕国不断发生战争，史载燕国大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胡却千余里”。 东胡向北退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今内蒙古通辽市南部奈曼旗土城子城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燕国古城遗址，虽是土墙残垣，但原址轮廓清晰，城内散布大量战国绳纹陶为主的陶片。

1972年—1973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和吉林大学历史系发掘了另一处燕国古城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即善宝营子遗址，距土城子遗址仅20公里。此城最初建于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仍继续使用。城内出土遗物不仅有兵器和生活器皿，还有大量燕、秦、汉时期生产工具和钱币， 说明这一地区就属于燕国驻地。燕国为防东胡再次南下，在其北境修筑长城，设郡县以拒东胡。今日通辽南部库伦旗、奈曼旗境内燕长城也称秦汉长城，正是这一时期修建。这些燕国故城和长城遗址说明通辽南部奈曼、库伦等山区为燕国领地。

战国时期，现通辽市境内的西辽河平原也曾是东胡驻地，1977年春，通辽市喜伯营子苏木保安村（现科尔沁区清河镇）发现三四座战国墓均被破坏。1980年哲里木盟博物馆又在同一地点清理一座土坑青铜剑墓，出土一把青铜剑、青铜刀、青铜凿等青铜制品，经专家考证是战国时期东胡遗物。

东胡作为中国北方最早的游牧民族，经历了由弱渐强再分化的发展历程。西辽河平原广阔的区域。是东胡人长鞭牧马孕育草原游牧文明的领地，历经各游牧民族数千年传承，形成了具有特征显著的游牧文化和牧业文明。

鲜卑纵马400年

鲜卑是东胡衍生的部落。公元前209年东胡被匈奴击败，其余部分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和鲜卑山，称乌桓、鲜卑。鲜卑山今兴安盟科右中旗西30公里，当地人称其为“蒙格山”。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将乌桓迁至汉朝的五郡塞外，鲜卑人乘机从原来鲜卑山南迁到作乐水（也称饶乐水即今西辽河与西拉木伦河）《魏书》和《后汉书》均有相同的记载。西辽河平原广袤的区域开始成为鲜卑人的活动范围。

东汉和帝即位（公元88年）后，北方的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北匈奴在汉与南匈奴连续打击下，于公元91年灭亡。其余部尚有10万人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而宇文部就是由这些匈奴部落加入鲜卑部落演变而来。这也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一次大融合。

从汉至三国魏晋时期，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通辽地区，一直是鲜卑慕容部、宇文部的活动的区域。直至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慕容廆之子称王建前燕，鲜卑结束了在通辽大地450余年的历史。

鲜卑人文化遗迹在通辽境内非常丰富。1975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大量西汉至北魏以前鲜卑文化遗址和墓葬。特别是新开河沿岸十分密集。如敖本台苏木邮电遗址、中敖本台遗址、太平乡后太平遗址、查干苏木后查巴灯遗址、乌力吉吐苏木北勿力毛都遗址，敖日木苏木前敖日木遗址、乌兰花遗址、架玛吐镇新艾力遗址、西古伦芒哈遗址等等。证实了《后汉书》关于鲜卑人“常以春季大会作乐水（西辽河、新开河）上”的历史记载。在通辽境内的西辽河、新开河、乌力吉木仁河流域，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鲜卑的墓葬、遗址。1983年9月，开鲁县建华镇福兴地村民在挖沙取土时发现一座鲜卑墓，出土“双耳铜釜、子母马金饰牌”等多件文物。 1984年5月，科左中旗六家子村南沙丘上发现一处东汉时期鲜卑墓群，范围长约百米、宽约40米。出土金饰牌、金手镯、金环等文物。在科左后旗舍根墓地、新胜屯鲜卑墓群、布日敦鲜卑遗址，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达米花鲜卑村落遗址等数处鲜卑遗址，出土陶器、青铜器和鲜卑金饰牌及金饰头冠等珍贵文物，这些遗址充分证实了通辽从南至北均为鲜卑人活动区域，这些出土文物成为鲜卑人在通辽大地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从西汉到东晋400余年，鲜卑占据了西辽河平原广阔的区域，这里是东部鲜卑族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故土。鲜卑族跨越长城，进入黄河流域建立北魏王朝，是第一个在长城以南建立封建政权的北方游牧民族，北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段兴盛的时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契丹故壤800载

契丹源于东胡族系，属鲜卑一支。说到契丹的历史，我们的目光都往往凝视辽朝200多年的时光，而对契丹人建国之前在古代西辽河流域580余年的生存发展史，关注的不是太多。

史载公元334年（东晋康帝建元二年）鲜卑宇文部被前燕主慕容皝攻破，其遗部遂分离出来自号“契丹”。 北魏登国三年（公元388年）库莫奚被拓跋珪击败，部众逃散。契丹只得单独游牧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一带。孝文帝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归附北魏，移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一带。

隋朝建立后，契丹部落归附中原统一政权，隋文帝诏许契丹部从大凌河流域回归故地西拉木伦以南地区。唐代设立“松漠都督府”，管辖契丹诸部。这一时期活动在通辽地区的主要是契丹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在通辽市境内发现契丹早期墓葬。1979年5月，在通辽县角干公社乌斯吐村北二华里的半流动沙丘中发现一座契丹人的火葬墓，时代属于唐代。

1982年5月，扎鲁特旗毛道苏木荷叶花哈达嘎查东也发现一座唐代的契丹墓。墓葬位于村东三华里的鲁北河冲积平原的东缘，已暴露出二三年之久。

1983年，通辽市喜伯营子苏木西喜伯营子嘎查村北二华里的沙丘中也发现一座契丹人的墓葬，亦属唐代。

1987年在科左后旗白音他拉嘎查沙丘上发现一座早期契丹贵族墓葬，出土龙头金链、金手镯、金饰件和人物神兽金花银盘，专家研究认定为盛唐时期契丹贵族墓， 同时在西辽河平原发现多处唐代契丹墓葬，并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对研究契丹人在西辽河、新开河、乌力吉木仁河流域早期活动历史提供了依据。也证实今日通辽地区，从北魏至隋唐时期，在契丹建国之前，近500年，一直是契丹人活动的区域，是契丹黑车白帐的故壤。

公元906年，契丹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辽太祖神册元年（916年），耶律阿保机在西辽河平原龙化州建国称帝，国号“契丹”，后改为“辽”。龙化州位于西辽河流域通辽地区，西辽河平原是契丹龙兴之地。

辽朝是继北魏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少数民族政权。契丹自诩中华正统，以儒学为治国之纲，因此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与中原北宋王朝相拒共存中华大地200余年，打破了长城为界，“内中华而外狄夷”的政治壁垒，开启了一国两朝、和平共处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里程碑式新起点。

辽代通辽地区属上京道临潢府管辖，是建国后重要辖区。这里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融合最早的区域。在辽朝200余年间，契丹人兴建城池、交通，大力发展农牧业和手工业。耶律阿保机在建立政权前后，将京蓟所俘汉人迁于潢水之北宜农耕地带，发展农业。辽代把今日西拉木伦河与西辽河统称潢水，到十世纪中叶，通辽地区第一次出现田野异僻、道路纵横，城郭相望的景象。也映照辽朝的通辽地区是一个美丽富饶、人烟稠密、农牧林兴旺、手工业发达的繁华之地。

辽代晚期，朝廷开始衰落，其统治下的女真部落日益强大。1125年，辽朝被女真贵族建立的金朝灭亡。契丹从公元334年至王朝覆灭共791年，西辽河平原，通辽大地一直是契丹人繁衍生息、崛起北方的家园。

如今通辽境内是辽代遗址最丰富，最密集的区域，从南到北，由东至西到处都有辽代州城遗址、墓葬和大量出土文物。科左后旗的韩州城遗址、科尔沁区的福聚古城，库伦旗的灵安州古城、下扣河子古城、扎鲁特旗的豫州城遗址，奈曼旗陈国公主墓、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等数十座墓葬，出土文物不计其数，不仅是考古呈现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成为通辽是契丹故壤的有力见证。

女真百年筑界壕

公元11世纪中叶，女真完颜部逐渐强大起来，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1115年建立女真政权，初为“女真国”。天辅六年（1122年）改国号为“金”。天会三年（1125年）辽朝天祚帝被金兵所俘，自起兵抗辽至此10年，金朝终于取代了历经209年的辽王朝。

金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统治东北、华北地区，其势力范围延伸到淮河流域，与南宋对峙。金朝通辽地区归属临潢府管辖，这一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依然是契丹人，金王朝对契丹采取严酷统治，使通辽地区契丹人创造的经济、文化也因而走向衰落。辽代晚期至金代科尔沁沙地生态急剧恶化、沙化现象十分严重，造成辽朝建立的州城几乎废弃。永州、乌州、龙化州及其支郡都不复存在，韩州也因“常若风沙”而三迁其址，金朝的西辽河平原州县废弃，人民流散成为人烟稀少的区域。 金朝为了防御北方蒙古诸部，在内蒙古草原修筑界壕，以限戎马。所以在西辽河流域及通辽大地，金王朝留下的遗迹甚少，只有扎鲁特旗和霍林郭勒市的金界壕， 以及大量铁器、铜器、瓷器等出土文物，见证金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年历史。

蒙古三朝游牧地

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卷一九九《室韦传》称蒙古为“蒙兀室韦”，是居住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南一个部落。林幹先生《东胡史》说：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属东胡这一族系。

公元13世纪初，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1206年铁木真建立了大蒙古国政权，他亦从此被称为成吉思汗。

金泰和八年（1208年）蒙古骑兵越过金界壕，迅速占领长城以北包括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1213年，蒙古骑兵突破长城防线。1215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占领金国中部（现北京）。1234年金朝灭亡。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大蒙古国从此称为元朝，结束了自五代以来数个世纪割据分治的局面，首次实现长城内外中华一统的新格局，开创了空前大一统的疆域版图，元朝的建立开辟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建立发展的前行道路。

元代，通辽地区分属于元朝中书省宁昌路和上都路管辖。元朝实行“领户分封制”，通辽大部分地区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惕赤金后裔封地。封地内的土著契丹人和女真、汉人都成为分封户，与蒙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共生共融。开鲁元代佛塔是这一时期标志性建筑，而在通辽境内发现的科左中旗腰伯吐古城、科左后旗郭达霍拉古城，扎鲁特旗北林场元代遗址并出土元代银印。库伦旗后柜村元代墓葬、库伦旗奈林稿苏木白庙子嘎查青花玉壶春瓶等元代窖藏，开鲁县东风镇元代窖藏出土文物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见证。

1368年明朝建立，明军攻克大都，元顺帝父子撤离大都退居漠北，蒙古部族回归原游牧地。明初科尔沁沙地正值荒漠化严重时期，由于明廷多次北伐，并从沙漠移民充实北平，于是科尔沁沙地一渡出现人烟甚少或空无人烟地带。

明代，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兀良哈三卫从洮儿河以北南下到辽河流域，西辽河平原及通辽周边区域为蒙古兀良哈三卫中泰宁卫辖地。科左中旗腰力毛都苏木南哈拉吐北二华里的湿地草甸上，有一座明代古城，坐落在新开了北岸，城内堆积和城墙已被风蚀和流水破坏，根据城内遗留的砖瓦陶片等判断为明代所建。此城为泰宁卫治所，建正统年间，后因地势低洼古城被水淹没。1972年，在古城东四华里沙丘，发现一处明代窖藏，出土明初青花玉壶春瓶、青花高足杯等瓷器。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代孙奎蒙克塔斯哈拉，率部从呼伦贝尔鄂嫩河一带越大兴安岭，占领嫩江流域为其游牧地。奎蒙克塔斯哈拉为有别于阿鲁科尔沁，故号“嫩科尔沁”， 简称科尔沁。奎蒙克塔斯哈喇的子孙不断扩张占据了嫩江流域和松花江上中游地区，把原驻地蒙古、女真诸部纳入自己控制之下的领地，并分化为科尔沁部、郭尔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和扎赉特部。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科尔沁部落，其游牧地由此被称之为“科尔沁草原”。

明末，建州女真人崛起，明万历四十年（1615年），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并按“八旗”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次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为笼络嫩科尔沁部，采取怀柔政策，促使科尔沁部与其通好。1612年，努尔哈赤娶科尔沁左翼后旗始祖明安女，拉开了蒙满联姻的序幕。1622年，明安率部依附努尔哈赤。1624年，奎蒙克哈斯塔喇五世孙嫩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率部与努尔哈赤结盟修好。1626年努尔哈赤将其弟孙女下嫁奥巴，并封奥巴为图什业图汗。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对奈曼、阿鲁科尔沁、扎鲁特等东蒙古诸部驻地重新划分，嫩科尔沁部左翼向西南迁徙，进入东辽河平原和西辽河平原，占据两河平原的广袤区域，至此嫩科尔沁各部落所辖范围明晰，成为嫩科尔沁四部固定的疆域。科尔沁左翼所辖范围的东辽河平原与西辽河平原，开始被纳入科尔沁草原范畴。此时科尔沁草原总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一直延续近300年。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并对原蒙古各部的封地推行盟旗制度。土谢图亲王统领科尔沁右翼前、中、后三旗和扎赉特部、杜尔伯特部各一旗，达尔罕王统领科尔沁左翼中、前旗及后设立左翼后旗和郭尔罗斯部前后二旗，共四部十旗会盟于科尔沁右翼中旗哲里木，故称哲里木盟。

盟旗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将盛京、吉林、黑龙江改建行省后，哲里木盟“四部十旗”分属东三省。清亡后，中华民国时期，“放垦蒙荒”政策使哲里木盟面积缩减。伪满洲国时期，清代形成的四部十旗被分割。

通辽地区从元代至清末677年，虽然历经朝代更迭，这片土地依然是蒙古族各部的驻牧地。打破这一格局，始于清代康熙年间，逐渐有汉族边民入境垦荒，直到光绪28年（1902年），清廷实行移民实边开发蒙地，准许蒙古王公招民垦荒。至清末，哲里木盟放荒600万垧，迁入定居的汉人220多万。民国时期，垦荒面积进一步扩大，移民草原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内地生活方式，加深了汉族与蒙古族之间在生产生活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除汉民而外，随之回、满、藏、朝鲜等多民族也陆续进入通辽地区，由此通辽成为多元文化交融互嵌，多民族共生共融的家园。从元代的白塔到清代的王府、寺庙，还有众多的文物遗存，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汉、蒙、满、藏、回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路径有力证明。

今天，当我们用审视的目光，回望我们脚下这方古老的土地，在新石器时期，先人们用劳作和智慧在西辽河广袤的区域，孕育了人类文明，成为中华文明源头之一。进入历史时期，西辽河平原成为多民族的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总体特征的真实写照，正是这些用时光积淀的史实，为通辽何以文化底蕴深厚镌刻一幅永恒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