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
20世纪60年代一部名叫《铁道游击队》的小说风靡全国，这部小说是作家刘知侠以抗日战争时期鲁南铁道游击队真实事迹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煤矿与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组建游击队，通过扒火车、截物资等方式打击日寇的故事，游击队员那敏捷的身手，爬火车如履平地的技能，令人神往。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疯狂侵略的过程中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辽铁路沿线也战斗着许多支杀敌报国的“铁道游击队”。他们采取攻击敌人占据的车站、扒拆敌人控制的铁路线、炸毁敌人掌握的铁路桥梁，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打通铁路和四洮铁路线上谱写了舍生取义、英勇抗敌的壮丽诗篇。然而，通辽铁路沿线这些抗日的“铁道游击队”来源众多，成分复杂，有违抗上级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官兵、有面对侵略毅然奋起的爱国绿林抗日武装、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勇士，他们依托铁道线进行的局部抗日武装斗争多属于自发性质，许多事迹鲜为人知。
大年夜的爆炸声
绕阳河铁路大桥，矗立在打通铁路的咽喉要道之上。是日寇侵略辽西、辽北和热河地区的重要运输枢纽。
1932 年 1 月，辽宁抗日义勇军十五路军贾秉彝部，在深入侦察敌情后，决定炸毁打通线上绕阳河铁路大桥，斩断日寇的运输命脉。为确保炸桥行动万无一失，贾秉彝事先精心委派彰武县柳条沟的寇本珍和丰田乡阎家窝堡的李子谦等人，乔装成平民百姓，悄悄潜入绕阳河铁路大桥附近，对大桥的结构、敌兵的守备情况、巡逻路线进行了多日周密细致的侦察。最终决定在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实施炸桥计划。
据当年参与行动的当事人寇本珍晚年回忆：“我们之所以决定在年三十晚上炸桥，一来是要让日本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侵略中国，践踏我们的土地，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屈服过，从来没有甘心当亡国奴；二来是要让民间的父老乡亲们看到，中国人有骨气、有勇气，绝不会任凭日寇肆意欺凌，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话语间，依旧能感受到当年那份炽热的民族气节与坚定的抗敌信念。
1932年2月5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空气中弥漫着年夜饭的香气，欢声笑语萦绕在寻常巷陌。贾秉彝司令率领一支轻装队伍，带着精心准备的炸药，用6匹健壮的骏马驮着，冒着凛冽的寒风，从阜新一路疾驰，悄悄抵达彰武县柳条沟寇本珍的家中。当晚7时许，夜色如墨，寒风呼啸，寇本珍的弟弟寇本让主动请缨担任向导，带着这支抗敌队伍，趁着夜色的掩护，从柳条沟出发，踏着积雪，悄无声息地向绕阳河铁路大桥挺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队伍终于抵达绕阳河铁路大桥脚下，此时，大桥上的敌兵果然因除夕夜而放松了警惕。战士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分工，有的负责警戒放哨，监视着岗亭里的敌兵；有的则带着炸药，敏捷地爬上大桥，按照事先侦察好的位置，熟练地安装炸药、连接引线。一切准备就绪后，战士们悄悄撤离到安全地带，贾秉彝司令一声令下，负责点火的战士猛地点燃了引线。午夜11点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划破了除夕夜的宁静，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巨大的冲击波瞬间席卷了整个大桥，桥身剧烈摇晃，钢筋断裂、水泥飞溅，一片片桥体轰然坠入河中。随后，贾秉彝司令沉着冷静地指挥队伍，趁着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之际，迅速撤离现场，一路疾驰，安全返回了营地。
炸桥后，日寇警备列车迅速赶往现场调查。据留存下来的敌伪资料详细记载，当时彰武县参事官、日本人西琦肇聪曾向上级提交报告，称：“南方第二桥脚上部被装置约40罗之黄色炸药爆破，其铁片飞散在600米附近，现场一片狼藉；第一、第三桥脚之横木4根全部被炸毁，桥梁严重损毁，无法通行。”日伪当局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连连哀叹：“此爆炸事件于打通线事故中号称最大，损失极为惨重。”
绕阳河铁路大桥被炸后，打通铁路彻底陷入瘫痪，受阻长达1个月无法通车，大批日寇的军火、物资无法运输，侵略计划受到了严重阻碍。这次成功炸毁打通线绕阳河铁路大桥的事件，严重破坏了日寇的军事运输线，沉重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让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的决心与力量。
抗日烽火起四洮
通辽铁路分局管内的抗日第一枪，最早在四洮铁路沿线响起，那一声枪响，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的死寂，点燃了通辽地区抗日斗争的熊熊烽火。
1931年9月22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设在四平街（今四平市）的四洮铁路局，强行接管了铁路局的一切事务，下令所有全路货车停止运行，客运列车则由日本宪兵队直接支配开行，彻底掌控了四洮铁路的运输大权。
9 月 23 日，日军又沿四洮铁路继续西进，顺利占领了郑家屯（今双辽市），将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了通辽地区。在通辽铁路沿线，最早挺身而出、与日军正面作战的，是原驻防于昌图、郑家屯一带的东北军第二十旅常经武部的营长于澄，他拒绝“不抵抗”命令，于9月28 日在郑家屯东南一棵树（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镇）附近，设下埋伏，与前来进犯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死日军中队长粟原大尉以及多名日军打响了通辽抗日第一枪。
此后，这支抗日武装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路金子明部合作，相互配合，活跃在打通铁路沿线，袭击日军占据的新立屯车站和冯家堡车站（今冯家站），烧毁日军的辎重处，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后，野心进一步膨胀，立即开始策划侵占黑龙江省。但由于害怕引起与苏联的冲突，日军选择了避开中东铁路，沿四洮铁路和洮昂铁路北犯的路线，妄图先攻克齐齐哈尔，再逐步占领整个黑龙江省。这就引起了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领导的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在这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四洮路和洮昂路的铁路工人们，没有退缩，他们怀着炽热的爱国之心，主动配合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江桥抗战，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敌斗争贡献力量。1931年9月21日，东北军兴安屯垦军邹作华炮兵部队，奉命轻装奔赴江桥，与马占山部队汇合，共同阻击北犯的日伪军。其辎重弹药用大马车从驻地拉往洮索铁路洮安北站（今白城铁路青山工区）集中。随后，需要将这些军火快速装火车，经洮昂路转运到江桥战场，为前线将士提供装备支援。
9月22日，日寇的敌机频繁在洮安北站上空盘旋轰炸。但洮索铁路局局长张元斋，顶着敌机的轰炸，组织铁路工人装车。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军火安全转运到了江桥战场，及时为前线的马占山部队提供了装备支援，有力地配合了江桥抗战，为抗击日伪军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31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了四洮铁路开通站，并派遣了1个小队的敌兵，负责车站的守备工作。四洮路的铁路工人们，不甘心被日寇奴役，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身在敌占区，心却始终向着祖国，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反抗侵略。
一次，车站站务员李春建，在工作中偶然得知，开通站的日军守备兵力十分空虚，大部分敌兵都被派往其他地方巡逻，站内仅剩下少数敌兵留守。这个消息让李春建欣喜若狂，他深知，这是一个打击敌人的绝佳机会。李春建立即通过亲属，将这个重要情报，悄悄转给了在当地活动的抗日义勇军胡宝山、李芳亭部。胡宝山、李芳亭得到情报后非常慎重，他们深知此事事关重大，一旦出现失误，不仅会导致行动失败，还会给义勇军和铁路工人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他们立即派人悄悄潜入开通站，进行实地侦察，进一步确认了站内兵力空虚的消息。
侦察无误后，当晚，胡宝山、李芳亭亲自率领1000余名义勇军战士，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开通站挺进，发起了突然进攻。当义勇军战士们奋勇攻进开通车站时，驻守在站内的县指导官赤石清三、副指导官新井清，以及30余名日军，惊慌失措之余，凭借着站内的炮楼，负隅顽抗，疯狂向义勇军射击。义勇军战士们毫不畏惧，奋勇冲锋，猛烈攻击敌兵的炮楼。密集的枪声、呐喊声，响彻了整个车站，没过多久，日军便抵挡不住义勇军的猛烈进攻，纷纷放弃炮楼，狼狈地钻进了站内的水塔，继续负隅顽抗。
义勇军战士们顺利占领了车站的大部分区域，取得了初步胜利。此时，车站的装卸工人张九元、保线工区（今称养路工区）绰号“马大个” 的工长，看到义勇军攻进车站，立即挺身而出，主动配合义勇军战士，为他们指引敌兵的藏身之处，搬运武器弹药，用自己的方式，支援着抗敌斗争。就在这时，从洮南开来的日军增援部队，迅速抵达开通站附近，他们凭借着迫击炮和机枪，向开通站发起了猛烈的射击，密集的炮火瞬间覆盖了整个车站，义勇军战士们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胡宝山、李芳亭下令撤出开通站。在这次战斗中，站务员李春建、工长“马大个”以及义勇军营长刘长江，不幸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爱国誓言。尽管义勇军最终撤出了车站，但这场战斗，成功击毙日军12名，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抗敌决心。
1932年9月下旬（农历八月十一），四洮铁路边昭站的袁站长，不仅是车站的负责人，更是当地红枪会的首领，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早已对日寇的侵略暴行恨之入骨，一直在暗中策划，寻找打击敌人的机会。经过周密的准备，袁站长暗中联络了边昭站的值班员邵玉红、扳道工刘殿举、站务员洪××，以及保线工区工长顾国云、保线工田玉生等人参加抗日活动。与此同时，袁站长还积极联络了当地的蒙古族爱国绅士陶文彬，陶文彬立即组织了100余名爱国群众，与铁路工人们并肩作战，计划对边昭站及附近的铁路线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切断日军的运输线路。
行动当晚，夜色深沉，袁站长率领着铁路工人和爱国群众，悄悄抵达边昭站附近，迅速展开行动。有的工人拿着扳手，奋力拧下铁轨上的螺丝；有的拿着撬棍，用力拔掉固定铁轨的道钉；还有的则齐心协力，用撬棍撬动沉重的钢轨；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干得热火朝天。他们不仅扒拆了长达5公里的铁路线路，还把扒下来的枕木，整齐地堆在一起，撒上事先准备好的煤油，然后点燃了火焰。熊熊烈火瞬间燃起，照亮了夜空，枕木在火焰中噼啪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对日寇的仇恨。此外，工人们还把一部分扒下来的钢轨，用马车拉到了十三泡子，扔进了泡子深处。这次行动，彻底破坏了边昭站附近的铁路线路，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敌信心。
1933年3月17日，深夜的四洮铁路卧虎屯段，寒风呼啸。卧虎屯保线工区的工人们，许殿芳、刘树功、阎广义、卢成章、张克吉、索万福等人，早已对日寇的压迫与奴役忍无可忍，他们暗中联络了由北大流亡学生孙荣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决定联手行动，再次给日军一个沉重打击。经过周密的商议，他们决定在午夜时分，在郑家屯、卧虎屯之间的后土山小桥下坡弯道处，实施扒轨行动。午夜时分，趁着夜色的掩护，铁路工人们和义勇军战士们，悄悄抵达预定地点，迅速展开行动。工人们凭借着自己熟练的技能，动作敏捷地扒掉了3根钢轨，然后快速撤离到附近的安全地带，埋伏起来，等待着日军列车的到来。不久后，一列从郑家屯开来的19次客车，缓缓驶入弯道，由于铁轨被扒，列车瞬间失去平衡，“轰隆” 一声，猛地脱轨，车厢翻滚在地，玻璃碎片四溅，车内一片混乱。紧随其后的39 次客车，来不及刹车，也狠狠撞上了脱轨的19次客车，当场发生颠覆，机车、车辆严重破损，车厢变形、零件散落一地。这列19次客车上，乘坐着多名日本军官，事故发生后，日军死伤10余人，其中包括 1 名大尉军官，损失惨重。
日伪统治时期，于1934年4月1日，将四洮、洮昂、昂齐3条铁路合并，改称平齐线。即便在这样黑暗的统治下，铁路工人们的抗敌斗争也从未停止。1940年，平齐线大仙保线工区的工人们，趁着夜色，悄悄将工区的枕木垛点燃，烧毁枕木余，给这个保线工区的线路养护和维修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通辽车站斗敌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通辽县归辽宁省管辖，这里地处辽热蒙边的交通要道，更是重要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也成为了日寇重点侵略的目标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扩大侵略范围、向辽西和蒙边进犯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制造民族矛盾，煽动“满蒙独立”，妄图推行“以华制华”的阴谋，将东北人民彻底沦为他们的奴隶。
1931年10月10日，日本人暗中在大蒿子、大林站等处，召集当地的部分少数民族，以欺骗、利诱的方式，向他们发放枪械，挑拨民族关系，煽动他们反抗中国政府，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服务。10 月13日，日本人早田，率领包豹臣等人，乘坐一列铁甲车，从辽源（今双辽市）出发，沿四洮铁路郑通支线，抵达通辽县。通辽县长汪徵波，得知消息后，立即召集士绅马庆五、商会萧主席等人，在商会接见了早田、包豹臣一行。接见过程中，早田等人露出了侵略的真面目，要求通辽县派人到大林站，迎接伪“蒙古自治军”前来通辽城独立。面对早田等人的无理要求，汪徵波当即严词拒绝，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绝不允许日寇的阴谋在通辽得逞。早田等人见威逼利诱无果，只得悻悻登车离去。
县长汪徵波、公安局长蒋连瑞在断然拒绝了日本人早田的无理要求后，深知日寇绝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伺机报复，立即着手部署全城的备战工作，誓要与通辽城的百姓一道，守卫家园。汪县长、蒋局长亲自督饬公安大队的警察，分布在城外的东北面，严密防守，警惕日寇的进攻；城内的自卫团、商团也全部动员起来，在街内各个要道、街口布防，构筑防御工事，形成了内外联防的严密防线。
10月14日拂晓，当日军指挥下的500余名“蒙匪”，气势汹汹地闯入通辽城区，四处烧杀抢掠，火烧民房，甚至集中兵力猛攻城内大商号天庆东时，早已严阵以待的警察和商团、民团，毅然主动出击，打响了通辽城抗日斗争的第一枪。枪声划破了拂晓的宁静，通辽城的抗日保卫战正式打响。战士们与“蒙匪”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东北军骑兵第三旅第四十团王奇峰部的及时配合与支援下，各路抗日武装协同作战，奋勇杀敌，最终成功打退了伪“蒙古自治军”对通辽城的进攻，粉碎了日寇的第一次侵略企图。而此次战斗中，日军的铁甲车之所以未能及时开进通辽车站，支援“蒙匪”的进攻，正是因为在13日的黑夜，中国盗侠报字“天下好”“东胜”“东海”“老来好”“春文武”“震东洋”等人，联合铁路沿线的人民群众，对铁路线路进行了巧妙的破坏，让日军的铁甲车在铁轨上举步维艰，无法顺利前进，为通辽城的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些绿林武装在反抗日军进攻通辽的战斗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原通辽车站的张姓铁路工人，报字“老来好”的绿林首领。据史料记载，老来好，姓张，原本是通辽车站的一名马车夫，因不堪忍受旧社会的压迫，投身绿林，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领导能力，逐渐成为拥有600余名匪众的绿林首领。日军占领辽西一带后，曾派人暗中煽惑老来好，妄图收买他，唆使其带领匪众扰乱洮辽一带的治安，为日军的侵略行为服务。为了拉拢老来好，日军给老来好的匪队送去大盖枪600支、军衣600套，给匪众每人配备子弹200粒、金票20元，妄图用物质利益收买其人心。双方约定，老来好率部配合日军的行动，共同进攻通辽城。然而，老来好虽身处绿林，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他深知日寇的狼子野心，断然不肯屈服于日本人的指挥，更不愿做卖国求荣的汉奸。当14日“蒙匪”进攻通辽城失败后，日军按照约定，约请老来好匪队起事，老来好却毅然选择反戈相向，率领自己的600余名匪众，与城内的驻军、警团等抗日武装前后夹击，共同抗击日军与“蒙匪”，成为了通辽城保卫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0月16日，日军因进攻通辽城失败，又遭到老来好的反戈一击，恼羞成怒，决定对通辽城实施报复。日军派出铁甲车1列，装载着60 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气势汹汹地开到通辽。老来好得知日军的报复计划后，沉着冷静，早有准备，他率领部众，提前在通辽城西的铁路沿线设下埋伏。战士们在铁轨下方，挖掘出大约 4尺宽的深坑数十个，然后在深坑上面小心翼翼地铺上秫秸，再在秫秸上面仔细敷上一层泥土，将铁轨恢复原状，做出毫无异样的假象，等待着日军铁甲车的到来。一切准备就绪后，老来好率领所部，悄悄埋伏于附近的高粱地里，屏气凝神，静待战机。
不久后，日军的压道车率先驶来，因为车身较轻，顺利通过了被挖空的铁轨区域。紧随其后的日军铁甲车，毫无防备地疾驰而来，当车轮驶过深坑区域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铁甲车瞬间坠入预先挖掘的深坑之中，车轮深陷，无法动弹。埋伏在高粱地里的老来好见时机成熟，当即率部冲出，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成功劫走了车上的大批枪械，还击毙了不少日军，再次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31年11月1日，日寇不甘心失败，再次集结兵力，派出铁甲车4列，满载着日军及“蒙匪”，沿四洮铁路郑通支线，向通辽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1月2日下午3时左右，占领了四洮铁路郑通支线通辽站（北站）。当日下午2 时，日军在占领北站后，立即向北宁铁路打通支线通辽站（南站）进行炮火打击，经过数日的激烈战斗，11月7日，南站最终沦陷，通辽城完全被日军占领，陷入了黑暗的殖民统治之中。日军占领通辽车站后，为了加强对通辽地区的控制，牢牢掌控铁路运输，在通辽设立了通辽派出所及所属通辽停车场司令部，专门负责通辽车站及附近铁路的军事运输指挥任务，对铁路沿线进行严密的封锁与监视，残酷镇压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
打通星火燃全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931年9月23日，日军部分控制了通辽通往辽宁及关内的重要交通动脉北宁铁路打通支线，妄图切断通辽与外界的联系，将通辽彻底孤立起来。
当日军的铁蹄逼近打虎山时，北宁铁路的中共党员、中共沟帮子特支书记、满洲省委委员欧阳强，挺身而出，带领铁路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潜入打虎山站两侧，成功炸毁了铁路桥，使日军的进攻步伐受到了严重阻滞。“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上级“不抵抗”命令，纷纷撤入关内，但仍有部分爱国官兵，激于民族义愤，断然拒绝入关，选择留在东北的土地上，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用鲜血与生命，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如活跃在打通路上的东北军于澄部，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于澄原为东北军第二十旅常经武部的一个营长，在部队奉命撤退时，他率领部分爱国官兵，公开打出抗日的旗帜，坚守东北抗敌。他们与东北抗日义勇军金子明部紧密合作，在打通路沿线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经常突袭日军盘踞的新立屯车站和冯家堡车站（今大郑线冯家车站），烧毁日军的辎重处，缴获大批军火与物资。
1931年11月下旬，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第一支队副队长苑九占，率领部众，在打通铁路秦家屯铁路西侧，精心设下埋伏，等待着日军的到来。当日军的巡逻部队进入埋伏圈后，苑九占率部突然发起进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成功取得了歼敌8名，缴获战马5匹、枪7支的辉煌战果，再次鼓舞了打通线沿线的抗日斗志。1931年冬，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潘士贤部，与抗日义勇军耿继周部相互配合，联手攻打打虎山车站的日军兵站，战士们冒着严寒，奋勇冲锋，成功攻下了日商“宝巨丰”和“信诚公司”，当场击毙日人数10名，给日军的物资储备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1年11月22日，日军决定从北宁路、打通路集结兵力，大举进犯锦州，妄图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12月22日，日军正式发起进攻锦州的战役。北路日军沿打通路出义县，直逼锦州，当日军的大部队沿打通铁路进犯打虎山时，早已严阵以待的义勇军赵大中部，对日军展开了猛烈的抗击，与日军激战两天两夜，成功阻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锦州的防御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31年12月，潘士贤又率领部众，攻打了打通线上的黑山火车站，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2年1月5日，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王显庭部，在打通线秦家屯至八道壕区间精心设伏，成功痛击了由滨北军曹带领的日军部队，让日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1月7日，王显庭部又在打通线上的郝屯、小河山一带，再次与日军展开激战，成功击毙日军18人，取得了又一场胜利。
1932年1月初，义勇军耿继周部与王显庭部强强联合，联手攻打新立屯车站，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攻克车站，“夺取了日军兵站供给处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极大地补充了抗日义勇军的装备。1932年1月9日，二十路义勇军第一支队司令金玉田部，奋勇痛击郭家店站（现大郑线五峰车站）的日军驻军，成功击溃守敌；10日，金玉田部又将郭家店南部的部分铁路拆毁，与从南来增援的日军发生激战，再次成功击溃敌军，继续扩大胜利果实。1932 年1月10日夜，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司令潘士贤、副司令苏振声，率领部众，与友邻义勇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成功攻入打虎山车站和周边市街，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最终取得了歼敌48人的辉煌战果。
1932年2月14日，以赵大中、卢世杰为正副司令的第二十五路义勇军，率领部众攻打了打通铁路线上的重要车站——新立屯车站，战士们奋勇冲锋，浴血奋战，仅以微小的代价，便取得了歼灭日军18名的战果。1932年3月 13日，辽宁抗日武装在张立文的率领下，再次袭击打虎山车站，成功歼灭日军多名，让日军惶惶不可终日，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1932年4月，活动于新民、彰武、锦县一带的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因寡不敌众，作战失利，被迫西退热边进行休整。该部第一旅旅长高鹏振（绿林报号老梯子），不愿就此放弃抗敌，率领所部，继续活动于打通路一带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8月4 日，耿继周部义勇军3600余人，在耿继周的率领下，成功占领打通铁路线上的伊胡塔车站。当晚，耿继周派遣副司令王先全，率领1200余名义勇军战士，向彰武方向行进，准备继续扩大战果。当部队行至彰武以北的章古台时，与由南开来的日军铁甲车一列意外遭遇。义勇军战士们毫不畏惧，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成功击退了日军，再次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抗敌决心。打通铁路沿线的抗日、反日活动，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兴起，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这10余年间，无数抗日志士在打通线沿线抛头颅、洒热血，用热血与生命，有力地破坏了日伪在打通线上的军事运输，切断了日寇的物资补给与兵力输送通道，给敌伪所控制的这一重要交通动脉带来了沉重而持续的打击，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在通辽的抗日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