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伦旗柳河北岸遗址，阳光掠过田野，将五个人躬身的背影“印刻”在大地上。

今年，市文博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室主任姜子强和队员赵勇、包梦圆、萨如拉、张旭阳组成的“五人小组”，在柳河上游库伦南部地区开展了春、冬季考古调查。期间，姜子强和队员们每天在遗址上用脚步丈量千年前的文明厚度。

2025年11月28日上午八点多，柳河北岸遗址附近的环壕遗迹，像个大圆把遗址紧紧围住。姜子强和队员们分片行动，目光紧盯田地，寻找是否有被翻到地面上来的陶片、石器等文物遗存。

此次冬季考古调查从11月13日开始，20天里他们走访了90余处遗址。

“你看，这个遗迹好，残留的灰土很清晰，这是先民生活过的痕迹，我要记录下这个遗迹存在的状态。”姜子强在田坎发现线索后蹲下，用手铲铲了几下剖面，将比例尺放在遗迹旁，记录遗迹埋藏的深度，并用手机拍下照片。

首个遗址的发现接连不断，包梦圆发现带有“之”字纹的陶片，便请姜子强进一步确认。姜子强接过陶片，用指腹擦了几下后激动地说：“你看，它的确带有‘之’字的纹样，这就能证明这个遗址有红山文化遗存，距今有6000年。”

他看了一会儿，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陶片就是红山文化，可能还是红山文化早期，它的陶质是夹砂陶，这个是今天的重要发现。”

走访数个遗址时，接连出土的几枚陶豆根部残片，让队员们欣喜不已。赵勇小心翼翼地将一枚陶豆根部放入采集袋并解释道，此“豆”非我们平时吃的红豆、绿豆，形似高足盘。他顺手在土地上勾勒出“豆”字的甲骨文雏形——上横是盖，口是盘，两竖是足，下横是底。

姜子强摩挲着豆柄，若有所思：“这种器物生活中用得少，倒像是祭祀用的礼器。” 这一刻，千年前的制陶匠人与今天的考古队员进行了跨时空的对话。

此刻的柳河北岸，灰土圈、环壕、陶片等遗存，好像将先民的生活画面展示在眼前，考古小组将这里的时间标尺拉向五六千年前。

走完一个遗址，姜子强、赵勇、包梦圆三人围拢在一起，将各自采集的陶片分享并商量可留存的标本。姜子强激动地拿起一个长约20厘米、空心的陶鬲的足和队友说：“这么大的足很少见，咱们可以试着修复一下，看看器型究竟有多大。”

多年的积累和锻炼，让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很多时候只需看一眼陶片，就能大致推断出它的年代、器形等信息。

“考古调查，体能是一方面，还要会识别东西。”赵勇边走边说，刮风下雪、翻山越岭，一天走2万步对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最多一天走了3万多步。姜子强从对面迎过来接过话茬：“今天暖和，昨天风吹得我们都抬不起头，穿的外套是防风的厚棉服。”

离几人不远处，包梦圆坐在地上，从土里抠出来一片片红色的陶罐碎片，并试着将碎片拼凑成完整的器形。过了一会儿，她叹气道：“太可惜了，都碎了，有些部位找不到了，拼不完整，只能留些关键的。”

长期在户外风吹日晒，让这个考古女孩的脸上起了晒斑。1998年出生的包梦圆是考古新生代，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究生毕业后，2023年入职通辽市博物馆（现市文博院）。

从早上七点半出发到晚上返回驻地，十多个小时的野外考古调查工作并未就此结束。他们顾不上拍去满身的土，站在塑料盆前，让水流冲刷掉陶片上的千年尘土。摄影背景布上，口沿、器耳、腰腹、圈足等部位依次排开，等待拍照记录。晚上六点半，当天信息录入电脑；晚饭后，姜子强在电脑前与同伴圈定次日路线和任务量，当日任务完成闭环。

“每次回来都需要整理两小时，遗址所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离村庄多远、面积多大，采集到的陶片、石器等属于何种器形、时代等等，这些信息都要建电子档案，写考古报告时用得上。”姜子强介绍他们的工作内容。

冬去春来，脚步不会停歇。当长风吹过柳河两岸，考古“五人小组”又将背起背包——下一处遗址、下一片陶、下一个还在尘土中沉睡的故事，正等着被他们的双手轻轻拾起，被时光照亮。

而在更长的岁月里，这样的对话永远不会结束：考古现场躬身的身影、修复台上黏合的碎片、展厅中静默的凝视……都是文脉延续的印记。

历史在陶纹中呼吸、在掌心间苏醒、在目光里重逢。每一次出发，都是对千年时光的郑重叩问；每一次归来，都是文明记忆的崭新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