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从沈阳疯狂地西进，于1933年3月入侵了开鲁。日本侵略者在开鲁实现了军事占领、政治统治以后，接着实行了经济控制，从此开鲁各族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日军对开鲁长达 13 年的经济统治，绝非单纯的资源掠夺，而是一套从金融垄断、商业操控到毒品奴役、苛税盘剥的 “全方位殖民压榨体系”，每一项都浸透着开鲁各族人民的血泪，每一个数据都揭露着侵略者的贪婪与残暴。
诡秘的日本商人
早在中华民国时期，宫本岩寺和田茂七二两个日本人，带着家眷来到了开鲁，他们声称是做买卖的商人，就在此地开了个商号叫“三兴泰”。日本人在此地做买卖这件事，于民国十八年五月，被热河省民政观察员王枢视为“不是通商口岸”、以“究竟日人居住经营商业是否合于约章？”的问题，向热河省民政厅提出了疑问。而日本人闻之后，则以“民国四年五月《北京条约》第四条所载的‘如有日本臣民及中国人在内蒙东部合办农业及附随性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为有效，对于在东蒙有特殊权利”为理由，坚持其活动。因此，由热河省民政厅长邴某某署名，外交部交涉员裴子晏签名，申请外交部，内称“日本人在开鲁开商号，已经三、四年时间，是否合乎约章？……敝厅无稽可查，且案交涉，系属贵署（指外交部）主管。”而外交部则以“对外交涉应归中央管理”等因转请，此案终因上下推诿，未知如何了结。按理日本人在国外设立的商号，只做买卖而已，但他们却还测量气温、试验种植，调查满蒙内地商务的隆替及需要日货等各项重大事务。试问，几个离本国国土迢迢千里，浩浩重洋的日本人，为何对异国无垠的草原、偏僻农村小镇，如此感起兴趣来呢？
一份在伪康德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伪兴安西省调查员绪方笃太郎（日本人）在调查“开鲁经济情况”的一份报告中，暴露了部分答案。报告书中写道：“开鲁位于兴安西省东部（当时的兴安西省省会设于大板）是连接东、西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的纽带，是内蒙古贸易上的一个大门，是从内蒙东部区到内蒙西部区的一个桥梁。这样在满蒙文化交往位置关系上，它的经济组织一般是有其独特的性质”。一语道破了开鲁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什么“独特性质”？无非是日本侵略者阴谋以开鲁作为跳板，进而向内蒙东部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同化的狼子野心。
日寇侵占开鲁后，于伪大同二年四月在开鲁建立了伪兴安西分省；伪康德元年二月又把伪兴安西分省改为伪兴安西省；同时把兴安西省省会（当时省公署）从大板迁移至开鲁。开鲁县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重要性。部分的证明了日本人宫本、田茂在日寇入侵东北前夜，以贸易为名，对开鲁进行了所谓“调查”的阴险目的。
日本人通过金融、商业吮吸开鲁人民血汗
清光绪三十四年新置的开鲁县，日本人占领后，为了加速他们殖民统治的步伐，急忙调来技术人员，对地域、人口、物产、风土、水源、地质等进行全面测量和调查。
开鲁镇内工商业（大户）有酒厂（利开号、万合永、隆兴号、兴隆皋）四家；有粮米加工业（磨房）35户，大户为：公兴厚、隆兴玉、同兴和、万合永、德兴号、大兴永、仁义永、顺发合、德兴永、增盛合等10家。还有布庄杂货铺等。总之，开鲁县农业牧业产品及土特产品资源雄厚，镇内工业商业户星罗棋布，生意兴隆，工商业发展前景可观。日寇对此垂涎欲滴，欲想一口吞之，所以千方百计地实行蚕食政策。
日寇侵占开鲁后，为了镇压人民，掠夺财富，驻伪兴安西省的日伪军有：日本军开鲁独立守备队、蒙古军开鲁第二警务军、日本宪兵队、移动保安队等。伪县政府还设置警察署、警务科，在城内四门及中街十字路口各设有派出所，担负所谓“治安”任务。日寇为了控制和搜刮开鲁人民的财富，从政界、军界渗入到商界。他们强行占据商务会的领导地位。
据满洲《每日新闻》昭和十八年在满洲年鉴《全满商工会一览》一文中登载就很显然；开鲁商务会会长牛国兴、副会长佐藤一夫、杜玉贵，常务理事铃木富雄。虽然他们是副会长、商务会理事，但商务会的事务都得他们说了算。日伪在开鲁县实行交出荷粮、皮毛统制、布匹、火油、火柴配给制措施，部分是通过商务会为其宣传晓喻各商户的。如有的商户违犯，就冠以损害了大满洲国利益的罪名（实际是影响了日本的掠夺和收集军用物资的任务）对所谓“经济犯”或灌辣椒水，或行刑拷打，以致关进牢房。佐藤铃木等人，是通过掌握的商业活动情况，发现所谓“经济犯”人的，他们从经济活动线上祸害开鲁老百姓。
搞垮了兴业银行。 民国时期，兴业银行已存储、兑换天津票、奉天大洋、银子、铜子、制钱、大洋等货币，沟通金融流通为其主要业务。对开鲁地区各种货币金融流通，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侵占开鲁后，日本驻军大量的使用所谓日本纸币“金票”购买实物，并以大量“金票”换取开鲁当时流通的银子、大洋、铜子、制钱的硬通币。而当时流通的天津票、奉天大洋票被贬值，不仅使开鲁各族各界人民深受其害，兴业银行也在经济上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也失去了它在开鲁金融流通中的枢纽作用。
日本人为了全面占领开鲁金融市场，于大同三年1月3日，伪满中央银行开鲁办事处成立，9月28日发行纸币88170元。9月30日以现金购买日本“金票”（纸币）额达9635元；当时蓝面布每尺价一角二分，棉花每斤五角，高粱米每斤二分。换算一下证明，日寇用一把废纸就能买高粱米487150斤或能买棉花19270斤或蓝宽面布80020尺。而奉天大洋票、天津票先是被贬值，而后变为了不流通，烂在了开鲁民众手中。日本强盗以日本纸币（金票）换走了各种物资、银子、大洋、铜子、制钱等硬币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
日本人搞所谓商业投资，实行高利盘剥。日本侵占开鲁后，除在五区（现麦新镇）抢占土地，成立稻子把，在三区成立平岗，天拜公司占地屯垦，在城外东西郊成立大烟组合外，还在商业上进行投资，仅康德二年就有25000元之多，主要是经营当铺，收购开鲁县的特产甘草和经营日本出口估衣等商业活动。日本人越发荣松办的兴隆当，有资金5000元，康德二年八月交易额当进1421件，赎出1158件，月末所得计10756元，纯利是资本金的二倍多；日本人富田开办的日升当，资金12000元。当进数为2118件，赎出1350件，所得利金为15016元，纯利是资本金的126.8%之多。日本当铺美其名曰押物贷款。它规定5元以上的利息为百分之八，50元以上的利息为百分之十，六个月到期后不赎，由当铺开卖，以当物时价低，卖时价高而获取了巨额利润。
抢购土特产品，牟取暴利。黑瓜子和甘草为开鲁特产。他们除收购黑瓜子运往当时的奉天（沈阳）外，特别感兴趣的是抢购甘草。开鲁所产甘草和东北满沟（俗名甘草沟）的产品齐名，因而开鲁甘草，在民国时期，中外驰名，历年都大量采挖，销往国内外。伪康德元年五至十月，全县甘草收购总量就达473800斤，在镇内有5家商户经营甘草。在5户商店中，就有两户日商，仅日商日光银行（资金1000元，代理人郭信久）就收购了20万斤。该年干品甘草价格上等每百斤为15元，中等为12元，下等为10元。而日商多以湿草论价，上等11元，中等9元，下等7元。随意压等压价（以干当湿，以好说次）来欺骗农牧民。每百斤少付农牧民3-4元不等，以每百斤平均少付3元5角计算，20万斤少付给农民7000元。为了垄断开鲁县特产甘草的收购，以日商为后盾的永和甘草公司（代理人施义九）又投资10000元，参加了收购竞争，日商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后，运回本国大板加工成酱油添加剂或其它副食品着色剂销往西方各国，牟取高额利润。
种植罂粟，贩卖鸦片，毒害开鲁人民。日伪在开鲁镇的城东南和西南郊区设立了大烟组合各一处，种植罂粟，收割的产品经过加工成鸦片。日本人就据为专利品，1933年3月，日军侵占开鲁后，为了毒害中国人民，搜刮钱财买军火，取缔了私人烟馆。开设了日本人的“日中天”“凌云阁”等97处烟馆。让吸毒者凭《鸦片瘾者领烟证》领取大烟泡在烟馆吸食。1932-1933年，日军侵占开鲁后，开大烟馆的是日本人，不仅图财害命，还有其政治目的。据老年人讲：那时的大烟馆有单间。门上挂个半截白布帘，两人一室，炕上有炕席。两边铺有罩着白布单的条毡，还备有两个方顶长枕头。两边条毡的中间是小炕桌，桌上放着铜盘、铜灯、烟枪等吸毒用具。在大烟馆凭领烟证每个大烟泡为一角七八分钱，私买得一元钱。当时一角钱能买10多个“大麻花”，一般人抽不起大烟，抽大烟的是伪满官吏、地主资本家等有钱人。有钱有势的人，为了摆阔气，吸毒时还要吃糕点、水果，高兴了把饭馆的饭菜叫到大烟馆来吃。大烟馆里吞气吐雾，狗苟蝇营，也是伪官吏、土豪们肮脏交易的罪恶场所，为投其所好，有时在大烟馆里找妓女喝花酒。
抽大烟的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个烟泡能抽10次，一等抽烟的也就抽六、七次就不抽了，二等抽烟的抽一等抽烟抽剩下的烟，三等抽烟的买二等抽烟的烟枪灰，过滤后，把烟汁往胳膊上扎（即扎大烟的）过瘾。所以人们说“大烟鬼，没脸鬼，扎到后来喝凉水”。许多吸毒者因为吸毒成瘾，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整天泡在烟馆里，失去了劳动能力。就是家里有房有地有积蓄的体面人，也经不起长靠久耗的吸毒之患。到后来倾家荡产有之，卖儿卖女卖老婆的有之，当小偷做乞丐的有之，披麻袋片蹲阳沟，冻饿致死，无人认领的有之。据统计：仅镇内97处烟馆，年交易额为123595元。可买高粱米6179750斤。一年吸毒消耗可供五口之家食用300多年。日寇经营种植、贩卖鸦片，不仅大量消耗了开鲁人民的财力，更为严重的是腐蚀了一部分开鲁人民的肌体。
其罪恶目的是使中国人民通过吸毒成为“东亚病夫”而无力反抗其残酷压迫，在政治、军事上达到其长期占领的险恶目的。
利用捐税途径，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日伪于康德元年在开鲁成立了税捐局。当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如牛负重，苦不堪言。所谓苛捐杂税，苛到地方税有26种，什么田捐、车捐、粮捐、牲畜捐、甘草捐、瓜子捐、婚书捐、妓捐、羊猪小肠捐，无捐不有；杂到国税多达25种，什么田赋、契税、屠宰税、粮石税、斗用税、酒税、烟税、皮毛税、印花税、无税不收。那时，干税收员这一行是肥缺美差。没有在公家干事的硬门子介绍，是当不上税收员的。伪满的税收员不是某某科长的兄弟，就是某某厅长的小舅子，那时税收员所到之处，只要把手一伸，二话不说，对不起，掏钱！当年的税捐局，没有完善合理的税务制度，加之管理混乱，把关不严，收多收少全凭税收员之口。收多了你也讲不出理去，弄僵了给你扣个“抗税不交”的罪名，送你去蹲笆篱子，正因为如此，税收员登门，如阎王爷造访。纳税人只得笑脸相迎，小心伺候。收税员吆五喝六，吹胡子瞪眼，狐假虎威。
从伪兴安西省调查科至开鲁的日本人绪方笃太郎，在伪康德二年10月25日上报给兴安西省政府的调查材料中看到，日伪为向开鲁人民征税，干出了多少卑鄙可耻的勾当。如为了征税在康德二年10月25日把开鲁商户统计为432户。为什么经过日寇的侵略和掠夺，开鲁商户不但没少，怎么反而多了起来呢？原来他们为了搜刮民财竟把妓院8户、大烟馆97户，拎鞭的牛马经纪人5户，也统计在商户内了。实际上是322户，资金是368180元。一年交际额为3903000.元，所得纯利为224000元。这已经是调查完的发生额了。值得注意的是，日伪还考虑商人上税怕过多，可能上报的数字少，也得照数字要增加10%-20%的税金，这不仅增加了商户的支出，而且也增加了消费者负担，对于收购土特产品的税率，高得使人无法承受。如收购甘草，每百斤干湿均价为13元，而税金每百斤都另缴纳8元。税收总额占收购价的61.5%。伪康德元年5月——10月6个月的时间。收购甘草的税金，就达1137.12元。
利用所谓“储蓄”吸吮农牧民血汗钱。 伪康德七年，在农村牧区进行了所谓“国事调查”，农牧民称之为“估家底儿”。他们将土地、房屋、车辆、牲畜、农具等都估了价，定为“资产”而后按资产总值的比率，确定所谓“储蓄”额，由每屯设的储蓄员挨户收取，月月上交“兴农合作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知其败局已定，催逼的更甚了，警察所，屯公所也出面助纣为虐，交不上者就冠以反日的罪名。
日本人恶行激起人民反抗
在这期间，伪满洲国颁布了《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对于凡“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和“可能有犯罪危险的人”，一律捕送矫正辅导院。可是，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更激起了当地群众的反抗情绪和斗争意志。1944年春，在开鲁县的双合兴镇（今麦新镇）就流传了一本由马鸣鸾老先生写的抗日《正大光明》书籍，作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预言侵略者必败的下场，激励人民坚定信心，投身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来。
孰不知，这本书很快就被双合兴警察署长肖恩和查获了。他如获至宝，亲自送往开鲁县警务科，邀功请赏，日本人严令追查。马鸣鸾及其儿子马海楼、双合兴清真寺阿訇石克元、广增永糕点铺的刘殿增、大烟馆的宋文彬先后被逮捕、关押、用刑。日本警官大井亲自审讯马鸣鸾，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马鸣鸾挺身而出，承认该书是他写的。大井厉声大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知道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可惜没见过”，马鸣鸾从容对答，毫无惧色。“这书是谁让你写的？”“是我的老祖宗钟馗让我写的。”“钟馗什么的干活？”“钟馗是打鬼的法师，哪里有鬼都打，一个不留，都打下地狱……”没等马鸣鸾说完，大井爆跳如雷，“巴嘎、巴嘎”破口大骂，顺手抄起茶杯向马鸣鸾砸去，马鸣鸾没有被大井的淫威吓住，老不示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捡起身边的炉盖子，照大井打去。大井一闪身，身后的穿衣镜被打的粉碎。对抗的结果，当然是马鸣鸾遭受了更多的皮肉之苦，坐了老虎凳、灌辣椒水、吊打……
体无完肤的马鸣鸾始终没有屈服，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也点燃了民众反抗的火种。
这段历史，不仅是开鲁人民的血泪史，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争史。它深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遭欺凌；唯有铭记国耻、砥砺前行，才能守护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才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它如同一本厚重的教科书，让每一个中国人在回望苦难时，更坚定守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决心，在传承抗争精神中，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