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忠敏 郭达 谢博然 刘芳余

年少崭露头角，荣列“宾图三杰”

乌力图的祖辈是守护王公贵族陵墓的陵丁，家境贫寒。12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兄长不善经营家业，家道再度中落，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了他的肩上。

尽管生活困苦，乌力图却始终怀揣求学之志。他自幼聪慧勤勉，10 岁时进入本村私塾读书，凭借刻苦努力，后来成功考入奉天省立第四中学，并顺利毕业。在校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蒙古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知识，还接触到进步思想，开始深入思索蒙古族的前途命运，这份对民族未来的关切，成为他日后行动的重要指引。

1920 年，18 岁的乌力图成家立业，随后进入宾图旗清丈地局工作，从实习跟班起步，逐步升任催征助理、催征员与会计。在此期间，他主动拜师老经承（衙门中兼管财务的师爷），潜心学习刀笔技艺（即诉讼文案写作），在日复一日的实务操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也培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923 年，21 岁的乌力图因正直敢言、热心为民，被群众推举为代表，赴奉天衙门与宾图王打官司。这场官司历时三年，乌力图始终坚持为群众争取权益，最终奉天衙门迫于群众压力，判群众胜诉，并成立公益地局，乌力图凭借出色的表现当选主任。1928 年，宾图王暴虐无道，欺压百姓，全旗人民忍无可忍，发起倒札萨克运动。乌力图坚定地站在民众一边，为大家代写状纸、出谋划策，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两年后，当时南京伪政府正式取消宾图王政权，民众终于迎来曙光。

在一次次维护群众权益的斗争中，乌力图的才能与担当被广泛认可，人们将青年乌力图和另外两位热心为民的知名人士并称为“宾图三杰”，他的名字，从此在宾图旗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与伪满艰难周旋，暗护百姓安危

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东北，随后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巩固统治，日伪机构推行 “扶蒙抑汉” 政策，广泛招揽蒙古族人才，乌力图因此进入伪满机构任职。他从基层科员逐步晋升至科长，1937 年任新京（今长春）兴安局参事官，1940 年升任伪满国务院参事官，1943 年调任科左中旗旗长兼兴安南地区行署主任，从荐任官升为简任官，直至 1945 年 “八一五” 光复。

这段时期，乌力图内心始终充满矛盾与挣扎：一方面，他对日寇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不愿为傀儡政权效力；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身处伪职，或许能凭借有限的权力，保护蒙古族人民的利益与文化传统，减少日寇对百姓的压迫。这种 “身在伪营心向民” 的选择，让他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的周旋之路。

1943 年，乌力图任科左中旗旗长后，便开始竭力减少日寇对当地民众的奴役与压榨。据他的专职秘书色希浩回忆，曾有人问乌力图为何放弃中央高官职位，执意到地方任旗长。乌力图坦然回答：“人应发挥才能造福公众，‘有所作为’无关高官厚禄，而在力所能及地为国家、民族、社会出力。此外，当前世界战局转折，我们被压迫民族需考虑民族命运，唯有与民众站在一起，才能为民族谋未来。” 这番话，道出了他的初心与担当。

伪满时期，日寇对东北实行严苛的粮食统治政策，强迫农民将大量粮食及牲畜 “出荷”（即上交），许多百姓因此面临饥寒交迫的困境。乌力图任职期间，凭借对当地情况的熟悉与灵活的处事方式，巧妙与日本参事官周旋，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减少当地农牧民的粮食与牲畜 “出荷” 量，为百姓争取到了宝贵的生存空间。

1944 年，日寇为修建铁路，从科左中旗强征大量民工前往大虎山、八道壕一带劳作。由于劳动强度极大、食宿条件恶劣，民工们纷纷病倒，一批重病者被集中安置在大帐篷中。丧心病狂的日寇竟以“感染瘟疫”为借口，在帐篷周围拉上铁丝网封锁、派兵看守，还拉来柴油，企图将这些病号活活烧死。危急时刻，乌力图得知消息后，火速赶到现场，不顾个人安危，直闯日军指挥官军营，严正质问日军为何不医治病人、为何要对无辜百姓下此毒手。最终，在乌力图的强硬交涉与妥善处理病人的承诺下，日寇被迫放弃暴行，上百名民工得以幸存。乌力图的果断行动，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

1945 年 8 月，苏联对日宣战后，盘踞在科左中旗的日本人惶恐不安，纷纷集结于巴彦塔拉。为安全撤离，日本参事官井手俊太郎请求乌力图派武装人员护送其至卧虎屯车站。当时，科左中旗在郑家屯银行存有 80 万元存款，非常时期，日寇下令只有掌权的日本人才可提取这笔钱。乌力图抓住这个机会，要求井手俊太郎提取存款留给旗里，井手俊太郎为求脱身，只得答应。最终，70 万元存款顺利交到旗政府手中，乌力图用这笔钱开展了诸多利民之事，为后续稳定局势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胜利抉择，追随党的领导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政权彻底瓦解。此时的东北陷入无政府状态，散兵游勇、地主豪强、土匪歹徒趁机作乱，科左中旗也面临着混乱危机。乌力图审时度势，利用从井手俊太郎处争取到的存款，于 8 月底在巴彦塔拉镇成立维持会，保留原伪旗政府职员，迅速恢复地方管理秩序，有效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随后，他又联合科左前旗、科左后旗成立科左三旗办事处，作为过渡性地方政权机构。面对社会治安混乱与国民党势力渗透煽动的双重挑战，乌力图采取果断措施稳定局势，为后续民主改革与接受党的领导打下了坚实基础。

维持会成立后，1945 年 8 月 16 日，苏联红军先头部队抵达科左中旗地区，空军伞兵先期抵达通辽。乌力图深知处理好与苏联红军的关系至关重要，遂代表维持会与科左三旗办事处，派遣得力人员以群众代表身份，携带烟酒、绵羊等礼物，在敖本台附近平原谒见苏联红军辽西前线总指挥官耶果洛夫少将。代表们既表达了对苏联红军的欢迎与感谢，也详细汇报了科左中旗日伪政权瓦解、已无敌对势力的情况，并承诺为红军提供向导与物资支持。耶果洛夫将军对科左中旗的局势与态度十分满意，设宴款待代表，并亲笔出具护照，要求途经该地区的红军严守纪律、尊重当地人民的权利与风俗习惯。凭借这份护照，后来经过科左中旗巴彦塔拉地区的红军部队秋毫无犯，未发生任何骚扰民众事件，乌力图成功与苏联红军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乌力图积极与东蒙古上层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联络。伪满时期，科左中旗归王爷庙兴安总省管辖，日本投降后，东蒙古上层也在积极探索民族解放之路。乌力图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没有因掌控相对稳定的科左中旗而拥兵自重，而是主动与王爷庙东蒙上层沟通。1945 年 10 月，得知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东部蒙古族要人安全返回王爷庙，正在酝酿民族自主自治后，乌力图立即派员前往王爷庙，携带本旗 “八一五” 以来的书面情况报告，表达听从指示、保持一致的决心，得到博彦满都等人的高度评价。

后来，因王爷庙爆发鼠疫、苏联红军实行封闭管理，首派代表未能及时返回，且国民党与共产党均派人到科左中旗开展工作，局势愈发复杂。乌力图再次派遣第二批代表前往王爷庙征求意见，最终得到 “与共产党合作” 的明确指示。1945 年 12 月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执行委员旺丹抵达科左中旗巴彦塔拉，传达东蒙本部指示，乌力图随即按照指示，将科左三旗联合办事处改为兴安南地区行政公署，亲自担任主任，同时成立兴安南地区警备司令部，兼任司令员，初步构建了完备的党政军系统，并积极推动民主改革与民族区域自治，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5 年 10 月，乌力图前往郑家屯，与中共第六专署专员赵北克会面。这次谈话让他首次深入接触共产党干部，对共产党的理念与政策有了初步认识。11 月，中共党组织在沈阳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邀请各方代表参会，东蒙古代表团团长由乌力图担任。在沈阳，他受到中共高层的热情接待，与李富春、林枫、吕正操等领导人坦诚交流，系统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革命理念，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与深刻转变。他在大会上激动地表态：“我们蒙古族今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和前途！” 此次会议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彻底消除了他对共产党的疑虑与观望态度。

从沈阳返回后，乌力图频繁往返于郑家屯（西满军区所在地）与巴彦塔拉（科左中旗旗政府所在地），并与西满军区领导建立了良好关系，吕正操同志还将从国民党高级将领手中缴获的美式手枪赠予他，乌力图视若珍宝，将其作为与党紧密联系的象征。

1945 年 12 月，在党的领导下，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乌力图任旗长。成立大会上，群众为乌力图献花、献刀，他举起大刀庄严宣誓：“今后要让革命的红花开遍科尔沁大草原，谁背叛革命，我就用这把刀砍掉他的头；若我乌力图背叛革命，你们就用这把刀砍了我的头！” 此后，无论局势多么艰难，他始终坚守誓言，对共产党忠心不二。

1946 年 1 月，东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成立，将原兴安南地区行署改建为哲理木省，乌力图任省长。4 月 3 日，承德会议召开，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地位，东蒙古自治政府随后宣布取消，哲理木省恢复为哲里木盟，由中共辽西省委代管。乌力图坚决拥护会议决定与东蒙上层安排，积极主动与共产党深化合作。

1946 年 6 月，中共辽西省委改组为辽吉省委，下设五个地委，哲盟地区归五地委与五军分区管辖。同时，哲里木盟政府正式成立，乌力图任主席，中共五地委书记吕明仁任副盟长，共产党员梁一鸣任政府秘书长，蒙汉联合政府就此组建，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乌力图的领导下，哲里木盟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稳步推进民主改革与土地改革，让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新政权带来的变化。

1946 年 1 月起，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思根抵达哲里木盟，在乌力图的全力配合下，于哲盟五旗各组建一个骑兵团，合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二师，师部设在科左中旗巴彦塔拉，乌力图任师长，下辖第十一至第十五团，分别对应科左中旗、科左后旗、科左前旗、库伦旗、奈曼旗。四三会议后，为统一军事指挥，1946 年 5 月 18 日，五分区武装力量与骑兵二师联合，成立蒙汉联军联合司令部，乌力图任司令，五分区司令员高体乾任副司令，地委书记吕明仁任政委，地委副书记赵石任副政委。这支蒙汉联军在后续的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为内蒙古地区的解放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 年夏，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郑家屯后，开始频繁袭扰哲里木盟边界地区，科左中旗、科左后旗首当其冲。1946 年10 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哲盟全境沦陷，乌力图被迫率领哲里木盟党政人员转移，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在此之前，国民党曾多次试图劝降收买乌力图，均被他严词拒绝。局势最艰难时，国民党又派特务携带高官厚禄前来策反，乌力图立场坚定，当即枪毙特务，并将策反信与委任状原封不动地上交党组织。国民党恼羞成怒，悬赏一万大洋通缉他，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追随党的决心。

1946 年中秋节前一天，乌力图率领工作队在科左中旗孙家窑屯开展清算斗争，却因叛徒出卖，被叛匪头子苏和巴特尔率领800余匪徒于黎明前包围了屯子。乌力图和工作队员仅有 50 余条枪，被迫退守一座地主大院，全家6口人都被困在其中。院外“活捉乌力图”的叫嚣声与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形势万分危急。乌力图手握吕正操赠予的美式手枪，沉着地指挥战斗。激战 6 小时后，他们弹尽粮绝，土匪开始爬墙进攻。乌力图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妻子身边，递过马刀说：“我们绝不能屈服投降，要死在一起。咱们老乌家，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万一土匪进来，这把手枪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这刀给你，咱们九泉下团圆……”说完，他含泪转身投入战斗，像怒狮般与敌人殊死搏斗。就在这危急时刻，中共派新四军独立旅及时赶来，打退了土匪。

1946 年末，乌力图与赵石等哲盟中共领导人转战至吉林瞻榆，随后一同前往王爷庙，向东蒙古上层汇报哲盟的情况。当时，因哲盟局势严峻，部分东蒙古上层人士将责任归咎于共产党，提出取消辽吉省委代管。在这个关键时刻，若取消代管，哲盟局势必将进一步混乱。乌力图以战地归来英雄的身份据理力争：“哲里木盟混乱，主要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以及部分人经不起考验，若敌人打到王爷庙，还不知会怎样！要不，让后方说大话的人到前线试试！” 看到乌力图立场坚定、态度坚决，王爷庙上层人士不再坚持取消代管，哲盟的局势得以稳定。

1946 年 12 月 23 日，蒙汉联军在科右中旗高力板重整队伍，在司令阿思根、政委赵石的领导下南下反攻，收复失地。至 1947 年 6 月，经过数月的激烈战斗，联军歼灭大量敌人，成功收复哲盟全境。期间，乌力图率领的队伍作战勇猛，屡创佳绩，成为反攻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投身建设洪流，诠释忠诚一生

1947 年 6 月，哲盟全境解放的捷报传遍草原，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终于迎来安宁。随后，辽吉省军区调整军事建制，撤销骑兵二师，成立哲里木盟军分区，那钦双合尔任司令员；乌力图则卸下军职，专任哲里木盟政府主席，全面主持通辽地区的接管与重建工作。彼时的哲盟，不仅要修复战争创伤，还遭遇了鼠疫疫情的肆虐，防控疫情、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支援前线作战，多重艰巨任务同时压在乌力图肩上，他却毫无怨言，以 “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日夜奔波在草原各地。

同年 6 至 7 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四平攻坚战，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对粮食、药品、担架等后勤物资的需求极为迫切。乌力图接到支援命令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向全盟百姓发出 “支援前线就是保家卫国” 的号召。在他的动员与组织下，各地群众踊跃响应：农民们连夜收割粮食，牧民们主动捐献牲畜，妇女们连夜赶制干粮与绷带。6 月中旬，仅通辽县就迅速集结 400 余副担架、1500 名民工，组成支援队伍奔赴四平前线。

经过 20 余天的生死奋战，支援队伍圆满完成任务，但 5 名年轻的民工却永远倒在了前线，用生命践行了对国家的忠诚。乌力图得知消息后，为烈士家属送去慰问，在草原上为烈士举行了庄重的悼念仪式，告慰英灵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明白：前线的胜利，离不开每一位后方百姓的付出。

1948 年 9 月，辽沈战役拉开序幕，这场决定东北命运的大战，对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辽西省后勤指挥部设于通辽，乌力图被委以战勤工作重任，全面负责物资筹集与运输。他带领盟政府团队喊出 “全力以赴为前线” 的口号，将办公地点搬到物资集散地，白天协调粮食、草料、军鞋的征集，夜晚规划运输路线，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在他的统筹下，哲盟各地建立起 “县——区——村” 三级物资征集网络，确保每一份物资都能快速汇总、及时调配。

10 月 12 日，战役进入关键阶段，东北野战军即将对锦州发起总攻，前线急需的弹药、油料却因运输线中断陷入困境——国民党廖耀湘部突袭彰武，炸毁铁路，通辽至彰武的运输通道彻底瘫痪，大量汽车因缺油停驶，前线的 “弹药荒”“油料荒” 随时可能影响战局。危急时刻，乌力图没有慌乱，他召集运输骨干紧急商议，提出 “用骆驼开辟临时运输线” 的方案。随后，他前往牧区，动员牧民支援，仅用一天时间就集结了 400 头骆驼，组成 “骆驼运输队”。

这支特殊的运输队，在向导的带领下，避开敌军封锁，沿着崎岖的草原小路向阜新方向前进。骆驼在沙漠与草原中稳步前行，队员们则轮流守护物资，饿了就啃干粮，渴了就喝随身携带的羊奶，历经三天三夜，终于将急需的油料安全送达锦州前线，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乌力图还牵头组织民工与车辆勘察路线，仅用一周时间就抢修并开通了通辽——甘旗卡——库伦——前线的公路运输线，确保后续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

据战后统计，仅新开通的公路运输线，就为辽沈战役输送了 75.4 万斤粮食、38.3 万斤干草、4.07 万双军鞋及大批弹药；整个战役期间，哲盟共支援粮食 750 万斤、干菜 40 万斤、鲜菜 38 万斤、畜草 140 余万斤，还有大量牛羊猪肉，同时动员 1.2 万人参军参战、3.6 万民工支援前线，出动担架 4271 副。这些数字背后，是乌力图与哲盟百姓的无私奉献，他的工作也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认可，辽西省后勤指挥部专门为他颁发了 “支前模范” 奖状。

新中国成立后，乌力图调离哲盟，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民政部副部长、民政厅厅长。岗位变了，但他 “为民服务” 的初心始终未变。任职期间，他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所有旗县，每到一处，都深入农村牧区，与牧民同吃同住，倾听百姓诉求。当时，部分旗县存在边界纠纷，常常因草场、土地归属问题引发矛盾，乌力图主动牵头协调，带着工作人员实地勘察边界，查阅历史档案，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解决方案，妥善化解了多起积怨已久的纠纷，维护了地区稳定与民族团结。

“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是乌力图毕生的追求。他曾不止一次对家人说：“我这一生，不求高官厚禄，只求死后墓碑上能刻上‘中国共产党员乌力图’这几个字，便此生无憾。”1959 年，党组织经过长期考察，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当时他正在阿拉善盟出差，得知喜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立刻给家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讲述了自己对党的认识与忠诚，字里行间满是对党的感恩，还反复叮嘱子女：“一定要努力工作，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然而，十年动乱期间，乌力图遭到迫害，于 1968 年 12 月含冤离世。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的遗体被草草火化，甚至无人愿留存骨灰。幸运的是，呼和浩特市火葬场的工人坚信这位老厅长的清白，冒着风险悄悄留存了他的骨灰，直到 1974 年才辗转交到家属手中。

1979 年 4 月，党和政府为乌力图平反昭雪，在呼和浩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上，高度评价他的一生：“乌力图同志是蒙古族的优秀儿女，是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他为内蒙古的解放、民族团结与社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随后，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在他的骨灰盒上郑重刻下 “中国共产党员乌力图”，圆了他毕生的心愿。

乌力图的一生，是草原儿女为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奋斗的缩影，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典范。他从 “宾图三杰” 走来，在伪满时期坚守初心，在解放战争中冲锋陷阵，在和平年代默默奉献，用一生诠释了 “忠诚” 二字的重量。他的严谨作风、崇高精神，如同草原上的明灯，永远照耀着后人前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通辽市文博院；本文为2025年通辽市党史类、方志类研究课题，项目编号：TLSZ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