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 王菲菲

各旗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的抗日斗争

在通辽的抗日洪流中，各旗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如同分散的星辰，最终因家国大义汇聚成璀璨的星河。他们早年或为地方豪强，或为王府统领，手中握着蒙旗的武装力量，却在民族危亡之际，放下了过往的恩怨与私利，毅然投身抗日事业。

1931年10月中旬，高文彬刚在通辽成立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这些实力派人物便率先响应。卓哩克图王府统领李胜，是其中最早举起抗日大旗的人之一。1931年 10月15日，他当众宣布抗日，被高文彬任命为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第1梯队司令。此后，李胜率领部队活跃在通辽各地，像一把灵活的匕首，不断袭扰日军——他曾带兵攻占通辽、开鲁等县城，给日伪军造成沉重打击，所部兵力最多时达 4000 人，成为通辽地区抗日的重要力量。直到1933年，在日伪军的大规模“围剿”下，李胜才奉命率领部队向察哈尔省境内撤退，继续在他乡坚持抗日。

达尔罕王旗统领刘振玉，同样是抗日的坚定支持者。1931年，他目睹日军的暴行，毅然奋起反抗，被委任为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第2梯队司令。刘振玉的部队主要活动在开鲁地区，他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常常带领战士们利用沙坨、草原作掩护，开展游击战争，还曾率军攻占过开鲁县城，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信心。他的部队虽规模不及李胜部，却也有 1000多人，是开鲁一带抗日的中流砥柱。

博王旗统领包善一，早年在蒙旗中颇有威望。1931年末，在高文彬的反复劝说下，他认清了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宣布加入抗日义勇军，被委任为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总司令，后来又改任第3梯队司令。包善一的部队主要活动在科左后旗大蒿子地区，他利用自己在蒙旗的影响力，动员了大批蒙古族群众参军，兵力最多时达3000人，为蒙汉团结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达尔罕王旗教育委员长韩色旺，虽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末，在高文彬的耐心工作下，他放弃了安稳的生活，选择投身抗日斗争，被委任为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副司令，后改任第4梯队司令。韩色旺的部队主要活动在库力根庙地区，他不仅带领战士们抗击日军，还积极向当地民众宣传抗日思想，动员更多人加入抗日队伍，所部兵力曾达3000人，成为通辽地区抗日的重要力量。

这些蒙古族实力派人物，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蒙汉一家”的真理——在民族危亡面前，无论汉族还是蒙古族，都是中华儿女，都有守护家园的责任。他们的抗日斗争，不仅壮大了通辽的抗日力量，更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团结，为后来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东北军离职军官周荣久领导的抗日斗争

1932年春，日军的铁蹄踏破了绥东县公署所在地八仙筒，奈曼旗的天空从此被黑暗笼罩。日军在这里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奈曼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周荣久的男人，像一道闪电，划破了这片黑暗。

周荣久，原名周荣，1894年出生于奈曼旗青龙山镇河南杖子屯。他早年曾在东北军中服役，从排长做到连长，后来阜新县游击大队成立，他任大队长，身上有着军人的刚毅与果敢。“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他彻底失望——他不愿看着国土沦丧，更不愿跟着部队退入关内，放弃家乡的父老乡亲。于是，他毅然拒绝了上级调他进关的命令，放弃了军职，回到了故乡奈曼旗。

回到家乡后，周荣久看着日军的暴行，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他深知，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将侵略者赶出家园。1935年5月，周荣久积极筹划抗日起义，公开打出了抗日救国军的旗号。

这面旗帜，像一束火把，瞬间点燃了奈曼人民心中的抗日热情，无数百姓带着锄头、镰刀前来投奔，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

1935年7月23日，周荣久看着麾下千余名斗志昂扬的战士，决定打响抗日救国军的第一枪——围攻八仙筒。此时的八仙筒，被日军经营成了一个据点，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可抗日救国军的战士们，个个怀着必死的决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有的百姓为部队带路，有的为战士们送水送粮，有的甚至拿起农具，跟着部队一起冲锋。

战斗打响后，周荣久身先士卒，挥舞着大刀冲在最前面。战士们像潮水般涌向日军据点，枪声、喊杀声震耳欲聋。日军凭借工事负隅顽抗，可在抗日救国军的猛攻面前，他们的防线很快就出现了缺口。仅仅4个小时，八仙筒就被攻克了！此战，抗日救国军打死了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和指导官中根长一，还活捉了日本署官佐佐木正太郎等人，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周荣久没有立刻撤离，而是在八仙筒的十字街召开了群众控诉大会。他下令将活捉的3名日本人吊在西南院的大树上，让百姓们诉说日军的暴行——有人控诉日军烧毁了自己的房屋，有人哭诉亲人被日军杀害，还有人展示身上被日军殴打留下的伤痕。百姓们的哭声与怒骂声交织在一起，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大会结束后，周荣久带着3名日本人来到城外的南沙坑，一声枪响，结束了他们的性命，也告慰了那些死在日军屠刀下的同胞。

此后，周荣久率领抗日救国军在八仙筒进行了短暂的休整，随后主动撤出，开始转战于奈曼、库伦、阜新、敖汉、北票一带。他们像一支灵活的游击队伍，时而袭击日军的据点，时而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时而解救被日军关押的百姓，让日军疲于奔命，成了日军眼中的心腹大患。伪《满洲国警察史》中，甚至将周荣久列为“满洲国”肃正工作的重点，足见他给日军造成的打击有多沉重。

可抗日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1936年9月，日伪军调集重兵，在敖汉旗羊羔子庙附近将周荣久部团团包围。战斗异常惨烈，周荣久率领战士们奋勇突围，身上多处负伤，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可部队也损失惨重。突围后，周荣久潜回奈曼旗，准备重整旗鼓，可在途经向阳所，前往阜新乌鲁木头山的途中，却遭到了叛徒的告密。伪化吉营子治安队长金宝仓带着队伍，将周荣久等人包围在了乌鲁木头山。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周荣久没有投降，他与剩余的战士们并肩作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用完了就用大刀砍。最终，他战至弹尽粮绝，倒在了血泊中，壮烈牺牲，年仅42岁。周荣久的抗日救国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用生命书写的抗日篇章，永远铭刻在通辽人民的心中；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辽热蒙边的大地上。

热军第 17 旅和热河暂编旅的抗日斗争

开鲁，这座扼守热河北大门的城池，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驻防在这里的热军第17旅崔兴武部，本应是守护热河的第一道防线。“九・一八”事变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深知开鲁的重要性，派36师副官长李芳亭来到开鲁，组建热河暂编旅，由李芳亭担任旅长，与崔兴武部共同守卫这座重镇。

起初，崔兴武还尚存一丝爱国之心，曾配合抗日义勇军刘振玉等部进行过抗日斗争。可当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通辽失守的消息传来后，崔兴武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畏惧日军的强大，担心自己的兵权和利益受损，抗日的决心一点点动摇，最终陷入了消极避战的状态。

在刘振玉部打响王家油坊阻击战时，曾多次派人前往开鲁城内，请求崔兴武旅按照原定计划出城夹击日军，但崔兴武心怀异志，按兵不动，任由义勇军在前线孤军奋战。那守城的士兵们虽也攥紧了枪杆，望着城外的硝烟心急如焚，却受制于长官的命令，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们在炮火中冲锋。最终，刘振玉部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忍痛放弃阵地，远距离转移，一场本可重创日军的战斗，就这样因崔兴武的私心与怯懦留下了无尽遗憾。

与崔兴武的动摇不同，李芳亭率领的热河暂编旅，在抗日战场上展现出了应有的血性。他们曾与抗日义勇军第八路蒋连瑞部紧密配合，共同参加曹家营子战斗。战斗中，暂编旅的战士们与义勇军并肩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卷了刃就用枪托砸，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硬生生将伪 “蒙古自治军” 的进攻挡在阵地之外，为战斗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这样的抵抗，终究没能抵挡住投降派的背叛。1933年2月，日军调集重兵，像饿虎扑食般大举进攻热河。面对日军的汹汹攻势，崔兴武彻底暴露了投降的本性，他背着手下将士，偷偷与日军勾结，最终选择屈膝投敌。更令人愤慨的是，投降后的崔兴武竟调转枪口，成了日军的帮凶，疯狂袭击抗日义勇军邓文、李海清等部。

邓文、李海清两部本就在与日军的血战中消耗巨大，如今又遭到昔日“友军”的背后偷袭，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将士们虽奋勇抵抗，却难敌两面夹击，最终不得不忍痛撤出阵地，向察哈尔省境内转移。与此同时，冯占海等部也因失去支援，被迫向赤峰撤退。

1933年2月24日，随着抗日武装的相继撤离，开鲁这座热河北大门，最终落入日军手中。城门被破的那一刻，热河的北部防线彻底崩塌，日军像决堤的洪水般长驱直入，沿着八仙筒、下洼一路推进，很快便兵临赤峰城下。崔兴武的一纸投降书，不仅让无数将士的鲜血白流，更让热河百姓陷入了更深的苦难，这份背叛的烙印，永远刻在了通辽抗日的史册上，警示着后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

爱国绿林武装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的炮火，不仅唤醒了军人与官员的爱国心，也唤醒了一群特殊的人——那些平日里被称作“绿林好汉”的武装力量。他们虽曾行走在江湖边缘，却始终怀揣着一颗爱国心。当日寇的铁蹄踏碎家园，他们毅然放下“占山为王”的念头，扯起抗日的大旗，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片土地，让“江湖义气”在民族大义面前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1931年10月13日，日军指挥伪 “蒙古自治军” 第一次进攻通辽时，曾计划让铁甲车沿铁路线快速推进，为伪蒙军提供火力支援。可这一计划，却被一群绿林好汉搅得粉碎。当天夜里，报号“天下好”“东胜”“东海”“老来好”“春文武”“震东洋”的绿林首领们，暗中联络起来，号召手下弟兄：“鬼子要占咱的家，咱不能看着！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他们的铁甲车开过来！”

他们熟悉通辽的每一寸土地，更懂得如何用 “江湖手段” 对付敌人。有的在铁路旁埋设土制炸药，有的则潜伏在暗处，随时准备袭击日军的巡逻队。更令人钦佩的是，“老来好”“全局胜”两位首领，为了削弱伪蒙军的实力，竟假装投降，混入伪蒙军营中。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不仅摸清了伪蒙军的兵力部署，还趁机分得数百支枪、数十匹战马，随后带着这些武器装备悄悄溜走，让本就军心涣散的伪蒙军更是乱作一团。

在这些爱国绿林中，“老来好” 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老来好” 姓张，早年只是通辽车站一个普通的马车夫，因不堪忍受地主与官府的压迫，才被迫投身绿林，最终成了拥有600余名弟兄的首领。日军得知他的势力后，曾派人带着重金与武器拉拢他，许诺只要他配合日军行动，扰乱洮辽一带，就给他人枪600、军衣600套，每人再发200发子弹、20元金票。

“老来好” 表面上答应了日军的要求，心中却早已定下反戈之计。10月14日，伪“蒙古自治军”进攻通辽失败，日军急忙约 “老来好” 按原计划起事。可 “老来好”却在此时亮出了真面目——他率领手下弟兄，与城内的驻军、警团前后夹击，将日军与伪蒙军打得落花流水。日军恼羞成怒，10月16日，派一列铁甲车满载60名日军，气势汹汹地开到通辽，想要报复“老来好”。

“老来好” 早已得到消息，他带着弟兄们在通辽城西的铁路旁忙活了一整夜：他们在铁轨下挖出四尺宽的深坑，上面铺上秫秸，再敷上一层薄土，将铁轨小心翼翼地铺回原位，乍一看与平时并无二致。随后，“老来好”率领手下埋伏在附近的高粱地里，只等日军自投罗网。

不久后，日军的压道车缓缓驶来——因车身较轻，竟安然通过了陷阱。可当满载日军的铁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铁甲车瞬间坠入深坑，车轮脱轨，车厢倾斜，日军士兵在车厢里哭爹喊娘。“老来好”大喊一声“冲啊！”，弟兄们像猛虎般从高粱地里冲出，有的夺枪，有的砍人，不一会儿就结束了战斗。此役，“老来好”不仅缴获了大量武器，还击毙了不少日军，用一场漂亮的伏击战，证明了绿林好汉的爱国心。

除了“老来好”，还有许多绿林武装投身抗日。报号“六合”的于海滨，率领1500余名弟兄参加了高文彬领导的第5军区，1932年7月，他带着队伍攻打通辽、康平、辽源等地，虽最终因寡不敌众失败，却也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随后率部退入内蒙和热河，继续坚持抗日；报号“大海字”的刘海泉，1931年11月起兵抗日，最初在沈阳附近活动，后来转战康平、通辽等地，所部兵力最多时达两千人，始终隶属高文彬的第5军区，与其他抗日武装协同作战；报号“海山”的谢海山，1931 年12月奋起抗日，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朱霁青部，主要活动在建平、朝阳、开鲁一带，曾多次攻打通辽、开鲁及热东各县，用一次次战斗，书写着绿林好汉的抗日传奇。

这些爱国绿林武装，或许没有正规军的严明纪律，却有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抗击日寇，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在通辽的抗日烽火中熠熠生辉。

从辽吉黑转战到通辽的抗日武装的抗日斗争

通辽的抗日烽火，不仅点燃了本地军民的斗志，也吸引了来自辽吉黑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带着故乡的硝烟，跨越山河，转战到这片土地，与通辽军民并肩作战，让抗日的火种在更大的范围内燃烧。这些外来的抗日武装，虽身处异乡，却将通辽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用鲜血与生命，守护着这片同样饱受日寇蹂躏的土地。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16路祖耀时部的第1梯队，便是其中的一支。在队长徐汉臣的带领下，他们辗转来到通辽，很快便融入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徐汉臣深知，想要在异乡站稳脚跟，就必须与百姓打成一片——他们不仅在战场上抗击日军，还主动帮助百姓耕种、修缮房屋，赢得了通辽百姓的信任与支持。在随后的战斗中，百姓们常常为他们传递情报、运送物资，让这支外来的队伍，在通辽找到了“家”的感觉，也让他们的抗日斗争更有底气。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骑兵第4路军成庆龙部，则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他们抵达通辽时，兵力已达3000余人，战马嘶鸣，枪戟林立，成了通辽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成庆龙率领部队主要活动在通辽、保康一带，他们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常常对日军的交通线、据点发起突袭：有时在深夜偷袭日军的粮站，将粮食分给受苦的百姓；有时在白天袭击日军的巡逻队，缴获武器装备补充自己；有时则配合其他抗日武装，参加大规模的战斗，用骑兵的冲锋，撕开日军的防线。

1933年初，多股抗日力量来到了通辽地区，他们是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吉林省的冯占海部、黑龙江省的邓文部、檀自新部。他们越过四洮铁路，一路转战，最终进入热河的开鲁、鲁北、通辽地区。这些部队，不仅兵力雄厚，还带来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李海青部素有“铁军”之称，曾在黑龙江多次重创日军；冯占海部则以勇猛善战闻名，是日军眼中的“硬骨头”；邓文、檀自新两部也都是历经战火考验的劲旅。

他们的到来，让通辽的抗日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在随后的战斗中，他们与通辽本地的抗日武装紧密配合，先后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有的负责正面进攻，用重武器压制日军的火力；有的负责侧翼掩护，防止日军包抄；有的则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日军的部署。虽然最终因日军兵力过于强大，他们不得不再次转移，但他们在通辽留下的抗日足迹，却永远激励着当地军民——无论来自哪里，只要心怀家国，就能为抗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辽吉黑转战到通辽的抗日武装，用行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他们与通辽军民，虽来自不同的地方，却因共同的敌人、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像无数条小溪汇聚成江河，共同推动着抗日斗争的洪流滚滚向前。

通辽的抗日岁月，是一部用鲜血与生命书写的英雄史诗。从东北军官兵的第一声枪响，到在职官员的坚守城池；从高文彬与蒙汉志士的团结一心，到各旗实力派人物的挺身而出；从周荣久的壮烈牺牲，到绿林好汉的侠肝义胆；从本地军民的浴血奋战，到外来义勇军的千里驰援——无数通辽儿女，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他们或许身份不同、立场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姓名，却在通辽的山河间，刻下了永恒的英雄印记。如今，烽火早已散去，但那段峥嵘岁月，那些不屈的灵魂，永远是通辽人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也永远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