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 王菲菲
1931 年的秋风，裹挟着 “九・一八” 事变的硝烟，在东北大地撕开一道血腥的裂口。日军铁蹄踏破沈阳城后，如饿狼般循着铁路线四下扑击，一周之内，30座城池相继沦陷，12条铁路被其牢牢攥在掌心，辽吉两省的山河在炮火中颤抖。9 月 23 日，这一天成了通辽人记忆里抹不去的阴霾 —— 日军攻陷辽源郑家屯，沿着四洮铁路郑通支线步步紧逼，如同毒蛇吐信般朝通辽方向蠕动；也是在这一天，北宁铁路打通支线被日军部分控制，通辽通往关内的血脉被生生掐住。
这座扼守辽热蒙边的重镇，成了日军眼中的 “肥肉”。他们玩起 “以华制华” 的阴招，像播撒毒种般煽动民族分裂，甘珠尔扎布、包善一、韩色旺等蒙古上层人士，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成了傀儡，扯起所谓 “自治” 的幌子。日军一面明着派兵压境，一面暗中唆使甘珠尔扎布组建的伪 “蒙古自治军”，从 10 月中旬起一次次扑向通辽，如同疯狗般啃咬着这座城池。直到 11 月 7 日，通辽县城最终被日军的黑暗吞噬。
可通辽的土地从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站起身来，握紧锄头、菜刀、猎枪，汇成一股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他们的斗争，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死死牵制住日寇向热河及关内进犯的脚步；他们的鲜血，延缓了通辽彻底沦陷的命运；他们的怒吼，重重砸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上，让侵略者见识到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
通辽地区的抗日武装，如同8支紧握的铁拳，各自发力却又彼此呼应，共同撑起抗日报国的大旗：
驻防东北军官兵，用军装染血的忠诚打响反抗第一枪。
通辽县在职官员，以守土有责的担当筑起城池防线。
张学良授权高文彬组建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像一面旗帜凝聚起蒙汉抗日力量。
各旗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放下内部纠葛，为家国而战
东北军离职军官周荣久，脱下旧军装仍揣着报国心，拉起队伍冲锋陷阵。
驻防开鲁的热军第 17 旅和热河暂编旅，在正邪之间抉择，有人坚守有人沉沦。
爱国的绿林武装，洗去 “匪” 名，用江湖义气浇灌民族大义。
从辽吉黑等地转战而来的抗日义勇军，带着他乡的烽火，在通辽续写抗争战歌。
驻防东北军官兵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 事变初期的东北，“不抵抗” 的命令像一层冰冷的枷锁，可东北军官兵心中的民族义愤，早已烧得滚烫。他们不愿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用枪声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在通辽境内，最早与日军交锋的，是驻防昌图、郑家屯一带的东北军第 20 旅常经武部。部队撤退时，营长于澄带着一群满腔热血的爱国官兵，不愿就此退缩。9 月 28 日，在一棵树（今科左后旗金宝屯镇）附近，他们像一把突然出鞘的匕首，猝然刺向日军。枪声划破旷野，子弹带着怒火穿透敌人的胸膛，日军中队长粟原大尉当场毙命，多名日军倒在血泊中。这一战，不仅是一场胜利，更像一颗火星，点燃了通辽军民抗日斗争的燎原之火。
驻防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 3 旅张树森部第 40 团，也成了守护城池的钢铁屏障。团长王奇峰，目光如炬，早已看穿蒙奸甘珠尔扎布所部伪 “蒙古自治军” 的傀儡嘴脸。1931 年 10 月 13 日夜，黑暗成了敌人的遮羞布 —— 伪 “蒙古自治军” 与日本人在钱家店集结，像一群准备偷袭的野狼，兵分两路扑向通辽：北路的伪蒙军骑兵，沿着县道悄悄摸来；南路的日军铁甲车，顺着郑通支线轰鸣前行，用炮火为伪蒙军掩护。当进攻的火车停在通辽东南的沙坨旁，敌人像蝗虫般涌下车，一步步朝城池逼近。
此时的王奇峰，心中憋着一股劲。他虽接到 “不抵抗” 的命令，却不愿将城池拱手让人。他悄悄将部队撤出城内，布置在距离铁道约 3 里的南方坨子一带，像蛰伏的猎豹，等待最佳时机；汪县长、蒋局长则带着公安大队的警察，在城外东北面布下防线，目光紧紧盯着黑暗中的动静；自卫团、商团的队员们，化身城市的影子，在街内潜伏起来，手里的武器早已上膛。他们故意在铁道北留了一段空隙，不是退让，而是为这群 “蒙匪” 设下的陷阱。
10 月 14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攻入通辽城的伪蒙军便露出了凶残本性，他们放火烧毁民房，嘶吼着猛攻大商号天庆东。可他们没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场早已准备好的反击 —— 公安大队的警察率先开火，商团、民团的队员们从暗处冲出，枪声、喊杀声瞬间响彻全城。听到枪声的王奇峰，立刻率领骑兵第一、三连从城南疾驰而来，马蹄声如惊雷般震地；团附杨希宾则带着二、四连，从四洮路通辽站向小街基发起冲锋。
东北军的骑兵、县公安局的警察、商团和民团的武装，在王奇峰、蒋连瑞、张忠阁等人的带领下，像一股拧成的绳，朝着敌人猛扑过去。刀光剑影中，伪蒙军一个个倒下，200余具尸体成了他们背叛家国的下场。最终，这群傀儡军狼狈逃出通辽，通辽保卫战的胜利，像一束光，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希望。
东北军官兵的抗日斗争，规模或许不算宏大，可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防线，用英勇无畏书写的壮举，深深烙印在通辽人心中。那一声声抵抗的枪响，不仅惊醒了沉睡的人们，更掀起了通辽人民抗日斗争的新高潮，让更多人明白：只有反抗，才有生路！
通辽县在职官员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 事变前，通辽县还隶属于辽宁省，它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辽热蒙边的交通要道上，既是商贸重镇，更是军事要地。事变后，日军像狡猾的狐狸，四处挑拨民族矛盾，鼓吹 “满蒙独立”，妄图用中国人的手，摧毁中国人的家园，实现其 “以华制华” 的阴谋。
1931 年 10 月 10 日，日本人在大蒿子、大林站等地，像分发毒药般给蒙民发放枪械，试图武装起一批傀儡；10 月 13 日，日本人早田带着蒙人包豹臣，乘坐一列铁甲车，沿着郑通铁路耀武扬威地来到通辽。县长汪徵波带着士绅和商会代表，在商会与他们会面。可早田一开口，就露出了獠牙 —— 他要求通辽县派人去大林站，迎接伪 “蒙古自治军” 来通辽搞 “独立”。
“绝不可能！” 汪徵波的回答斩钉截铁，士绅和商会代表们也纷纷附和，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亡国奴的帮凶。早田碰了一鼻子灰，脸色铁青地登上铁甲车悻悻离去。拒绝敌人后，汪县长和蒋局长立刻行动起来：公安大队的警察被部署在城外东北面，像挺拔的青松守护着城池；自卫团、商团的队员们则全部进入街内布防，每一条胡同、每一个路口，都成了他们守护的阵地。
10 月 14 日拂晓，天还没亮透，500余名蒙匪在日军的指挥下，像饿狼般冲进城区。他们放火烧房，浓烟滚滚中，朝着大商号天庆东猛扑过去。可就在这时，警察和商团、民团的队员们主动出击，枪声划破黎明的寂静 —— 这是通辽城抗日斗争的第一枪，是官员与百姓同心抗敌的宣言！在东北军骑兵第 3 旅第 40 团王奇峰部的配合下，敌人的进攻被一次次打退，最终只能拖着尸体狼狈逃窜。
在这场斗争中，通辽县公安局长蒋连瑞，成了在职官员抗日的标杆。10 月 14 日打退伪 “蒙古自治军” 后，他心中的抗日之火越烧越旺。1931 年 11 月，他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改编，所部被编为第八路抗日义勇军，蒋连瑞任司令，从此，他带着警察队伍，正式踏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
可敌人的反扑从未停止。1931 年 10 月中旬，以日本人和田劲为顾问的伪 “蒙古自治军” 进攻通辽失败后，和田劲像丧家之犬般弃职逃回沈阳。甘珠尔扎布慌了神，连夜跑到沈阳，跪在日本关东军面前乞求援助。板垣征四郎立刻露出贪婪的笑容，不仅答应拨给武器，还派关东军退役大佐松井清助当伪蒙军的顾问。随后，他们把矛头对准了设于通辽的 “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妄图一举扑灭这里的抗日火种。行署得知消息后，为了避开敌人主力，保存实力，决定暂时转移，将行署迁至开鲁。义勇军撤走后，松井清助才带着兵，耀武扬威地侵入通辽。
通辽失守后，开鲁成了热河省的北大门，首当其冲地面临着日军的威胁。此时，驻防开鲁的崔兴武，却像墙头草般在投降与抗战之间摇摆不定。据热军第 17 旅 34 团团长李守信回忆：崔兴武一面让开鲁商务会会长、汉奸姜明远，跟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虚与委蛇，摆出妥协的姿态；一面又调派李守信团到开鲁东面 90 华里的道德营子布防，装出要抵抗的样子，试图在夹缝中谋取私利。
1932 年 2 月，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转移到开鲁后，没有丝毫松懈。他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热河省驻开鲁部队崔兴武旅官兵的支持，希望能团结更多力量；另一方面，派人悄悄联系伪 “蒙古自治军” 甘珠尔扎布所部中尚存爱国心的人，像在黑暗中寻找微光，只为掌握日军的侵略动向，提前做好准备。
1932 年 2 月 15 日，松井清助带着伪 “蒙古自治军”，分三路杀气腾腾地进攻开鲁。曹家营子、哈拉毛都、古鲁本井、莫力庙等地，相继成了战场。枪声、炮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的进攻，这场战斗一打就是半个月，直到 2 月 29 日，松井的部队才被彻底击退。战斗中，蒋连瑞亲手击毙了松井清助 —— 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失去指挥的伪 “蒙古自治军” 像没头的苍蝇，仓皇溃逃；甘珠尔扎布更是吓破了胆，找了个 “养病” 的借口，躲到大连不敢出来。这一战，蒋连瑞率领的警察和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家营子战斗结束后，李芳亭部和蒋连瑞部退回哈拉毛都驻防。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崔兴武早已被恐惧和私利吞噬，他突然下令包围蒋连瑞部，强行缴械。手无寸铁的蒋连瑞，最终倒在了崔兴武的枪口下。这位始终坚守抗日初心的公安局长，没能死在与日寇的战斗中，却倒在了同胞的背叛里。崔兴武的这一枪，不仅杀害了一位抗日英雄，更像一把刀，狠狠砍在了通辽地区的抗日大局上，让原本团结的抗日力量出现了裂痕。
高文彬领导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及其抗日斗争
高文彬，辽宁康平人，1930 年 2 月还担任着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步兵训练处少将处长。“九・一八” 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北平，可家乡一带日军挑动民族纠纷、制造分裂的消息，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再也坐不住了，立刻去见张学良，语气坚定地陈述：“要收复东北，必先宣抚内蒙！蒙汉一家，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跑侵略者！”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很快，高文彬被任命为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负责组织 “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返回辽北蒙边一带，收编蒙族武装，联络蒙汉人民共同抗日。这不仅是一份任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931 年 10 月中旬，高文彬带着王云汉、李树凯、舒崇武、白梦梅等20余人，像一束火种，来到通辽，成立了 “宣抚专员行署办公处”。刚一落脚，他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争取蒙古族上层人物上 —— 这些人手中有兵权、有社会威望，团结了他们，就等于为抗日增添了一股重要力量。
他通过王子印、张香阁等人，一次次劝说包善一；又派关翼青去做韩色旺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述家国沦丧的痛苦，描绘团结抗日的希望。最终，他邀请包善一、韩色旺到距通辽 50 华里的黑坨子村会面。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高文彬推心置腹，反复讲述抗日的重要性，“日本人是要亡我们的国、灭我们的种，只有放下成见，一起扛枪，才能保住我们的家园！” 包善一、韩色旺被他的真诚和大义打动，最终同意接受义勇军改编，服从指挥。高文彬当即委任包善一为辽北蒙边骑兵总司令、韩色旺为副司令，蒙汉抗日力量，第一次在通辽紧紧握在了一起。
行署的成立，像一把利剑，刺中了日军的要害，让他们坐立难安。1931 年 10 月中旬，在日军顾问和田劲的策划下，伪 “蒙古自治军” 率先扑向通辽。驻守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 3 旅和抗日义勇军早已严阵以待，一场激战下来，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可日军怎会善罢甘休？和田劲失败后，关东军立刻派松井清助大佐担任伪蒙军顾问，还带来了一批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像给恶狼装上了锋利的牙齿。随后，松井就部署兵力，准备进攻通辽的 “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 及当地义勇军。行署得知敌情后，为了避开敌人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暂时放弃通辽，将行署迁至开鲁；同时命令刘震玉、李胜（字海山）两支义勇军向敌后转移，等待时机，再给敌人致命一击。
10 月 30 日，贼心不死的日军又逼迫蒙匪进攻通辽城 15 里之外的五道围，可当地乡团早已做好准备，像守护家园的猛虎，将敌人击退；11 月 1 日中午，日军 4 列铁甲车沿着四洮路开进，在距通辽六七里的地方停下，炮口对准通辽城内外，疯狂轰击。炮弹落下的地方，房屋倒塌，血肉横飞，5 人当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一列日军铁甲车开到县东十余里的五道木村，朝着通辽城发射了10余发炮弹，5 名商民受伤，20 余间房舍被炸毁。钱家店站和大林站，还有两列兵车源源不断地跟进，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
11 月 2 日早晨 8 点半，日军又向距城10数里的五道木车站轰击了 11 炮；下午 2 点多，又转向北宁路通辽站，发射十余发炮弹。当天占据通辽南站的日军，见中国军队没有主动出击，竟在当晚退回了北站，可这只是暂时的休整 ——11 月 3 日上午 8 点，日军又从北站向南站开了两炮；正午 12 点 40 分，两列铁甲车从四平街开来，士兵们跳下车，立刻开始挖筑战壕；下午 2 点 14 分，通辽北站又开来一列铁甲车，此时，日军的铁甲车已达五列。
敌人的准备越来越充分：战壕挖好后，他们在壕前埋放地雷，在壕内架设机关枪，随后竟向驻防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 3 旅发出通牒，要求旅长张树森率部退出，否则就发动总攻。与此同时，日军还指使土匪四处骚扰，又反咬一口，诬陷中国军队拆毁路轨。上午，他们还派一名少佐进城，想要逼迫县长和公安局长签字投降，可得到的只有拒绝 —— 没人愿意见这个侵略者的爪牙。
11 月 4 日早晨 8 点，日军向车房开了两炮，像是在示威；11 月 6 日，他们在车站东面建起一处飞机场，5 架飞机停在那里，像秃鹫般盯着通辽城。钱家店又开来一列载着白俄士兵的火车，车上装着1000支手提机枪、1000件小皮袄，这些武器装备，全是用来接济蒙匪的。当天晚上 6 点，日军又向城东发射数发炮弹，在铁路附近，5 名行人被炮弹炸死；11 月 7 日，城南一带被日军封锁，通辽，这座顽强抵抗的城池，最终还是被日军完全占领。直到 11 月 13 日晚上 7 点，驻通辽的日军才自行撤退，可他们临走前，还掳走了多名路局员工，留下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城市。
1932 年 2 月中旬，松井清助大佐在进攻开鲁的战斗中被击毙，这个刽子手的死，让日军气急败坏。他们立刻纠集驻通辽的羽山部队和六七百伪军，像一群被激怒的野狗，再次扑向开鲁，妄图为松井 “报仇”。义勇军将领刘振玉早已洞悉敌人的阴谋，他在王家油坊设下埋伏，将士们像等待猎物的猎手，隐蔽在草丛和土坡后，枪口对准了敌人必经之路。
拂晓时分，战斗打响。日军一次次发起猛攻，炮火将王家油坊炸得烟尘弥漫，可义勇军将士们毫无惧色，凭借有利地形顽强阻击，子弹打完了就用大刀砍、用石头砸，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夜幕降临。日军的进攻一次次被打退，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驻防开鲁城内的热军崔兴武却暴露了投降的本性 —— 他心怀异志，违背原定夹击日军的计划，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义勇军孤军奋战。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义勇军决定突围：留下一个连约 70 人掩护，主力部队在刘振玉率领下撤出战场。那 70 名战士，明知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王家油坊，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夜幕中，刀光剑影闪烁，枪声与呐喊声交织成悲壮的战歌。最终，敌人留下对付留守部队的 80 多名日军，只剩 6 人狼狈逃生；而我们的 70 名义勇军战士，仅有 5 人幸存，其余全部壮烈殉国。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王家油坊的土地，也让日寇见识到了中国人宁死不屈的骨气。经此一战，日寇元气大伤，被迫退回通辽。
1932 年 5 月，经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协商，辽热两省的抗日武装被编为第 5 军区，高文彬被委任为军区司令；6 月，军区又改为第 5 军团，高文彬任军团长。此时的第 5 军团，如同汇聚的江河，力量不断壮大 —— 下设 6 个梯队，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分别担任各梯队司令；后来又增设第七、八梯队，贾秉彝、刘叙五接任司令。最鼎盛时，第五军团官兵达 4 万余人，成了通辽乃至辽热地区抗日的中流砥柱。
1932 年 5 月 26 日，高文彬决定主动出击，收复通辽县城。他集中第 4 梯队刘振玉部和第 5 梯队解国忱部 5 个团约 2000 人，兵分两路：自己亲率 800 人为一路，从通辽县城西门发动袭击，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刘振玉、解国忱则率领 2000 人的主力部队，从街基猛攻东门，形成夹击之势。
拂晓时分，战斗准时打响。义勇军将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西门的战士们搭着人梯爬上城墙，与日军展开近身肉搏；东门的主力部队更是势如破竹，一次次冲破敌人的防线。激战至下午 3 时，日军渐渐支撑不住，弃守城门阵地向城内撤退 —— 一部分退入炮楼，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另一部分 80 多人，则躲进前四洮铁路督办马龙潭的住宅，妄图依托高墙大院拖延时间。
这座宅院墙高壁厚，易守难攻，日军在墙头架设机枪，子弹像雨点般射出，义勇军的进攻一度受阻。关键时刻，解国忱率领的大刀队站了出来 ——200 名队员手持寒光闪闪的大刀，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呐喊着冲向宅院。他们搭起人梯，踩着战友的肩膀翻墙而入，大刀挥落处，日军惨叫连连。这场近战，大刀队砍死砍伤日军 60 余人，自身仅 8 人受伤，用冷兵器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 9 时许，抗日义勇军虽奋勇杀敌，却因弹药不足，又没有重武器攻打炮楼，加上日军郑家屯的援军已逼近，为避免陷入包围，高文彬果断下令主动撤出战斗，返回余粮堡。此次通辽之战，义勇军击毙日寇 80 余人，缴获步枪数十支，虽未完全收复县城，却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让通辽百姓看到了收复家园的希望。
1932 年 7 月，高文彬又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从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李胜等部各抽调一个团，组建若干精干的骑兵小分队，由自己直接指挥。他率领这支骑兵部队从开鲁出发，向康平推进。在康平县周边，抗日武装红枪会早已闻风而动，他们主动与义勇军配合，像两股力量拧成的绳索，迅速肃清了康平附近的日伪军，成功收复康平城。随后，高文彬又收编了红枪会的薛司令、刘叙五、李梅五、高炳南等部，抗日力量进一步壮大。
可好景不长，1932 年 11 月，日军第 16 旅团纠集彰武、法库、昌图等地的伪军约六七千人，像一张巨大的黑网，朝着康平第 5 军团所在地大举 “围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高文彬沉着应对，决定率部向开鲁转移。突围过程中，在康平杜家窝堡，高文彬不幸被俘。
军团长被俘，第五军团瞬间失去了统一指挥，像一盘散沙。一部分部队被迫退入通辽、开鲁，或向西撤往热河；没有撤出的队伍中，除了刘叙五、王聘儒、包善一、王士忱等少数人屈膝投敌，沦为汉奸外，大部分人选择就地解散，带着对侵略者的仇恨潜伏下来；只有杜洪奎、张伯骞等人，始终没有放弃抗日的信念，率领残余部队继续在敌后坚持斗争，用零星的战斗，延续着第五军团的抗日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