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老帅” 张作霖与 “少帅” 张学良这对父子可谓家喻户晓。通辽地区也流传着不少关于二人的传说与轶闻，但其中诸多内容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例如某公开出版书籍中《张大帅与通辽》一文，在描述张作霖与通辽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到了 1931 年经张大帅同意，建立了 200 多人庙卫团的莫力庙上层喇嘛也投靠了张大帅，并请大帅的队伍进庙小住了一阵子。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时的张作霖与热河军阀汤玉林等发生水火不容的冲突。这才有了‘双林（霖、林）大战莫力庙’的故事。汤玉林第 7 旅袭击莫力庙，大战了 3 天 3 夜，炸得马的半个屁股连血染的尾巴都一块地飞进了庙前树上的老鸹窝……”
事实上，这段关于张作霖与莫力庙关系的描述存在多处史实错误，甚至有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节。奉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早在 1928 年 6 月 4 日便遇刺身亡 —— 当日，他在沈阳皇姑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口的三洞桥，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送回 “帅府” 后已奄奄一息，对夫人卢氏留下 “我受伤太重…… 恐怕不行了…… 叫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快回沈阳” 的遗言后便离世。由此可见，1931 年时张作霖已去世 3 年，不可能同意莫力庙建立庙卫团，莫力庙上层喇嘛更不可能在他死后 “投靠张大帅”；所谓张作霖与热河军阀在莫力庙大战 3 天 3 夜，更是无稽之谈。
此外，文中 “汤玉林第 7 旅袭击莫力庙” 的说法也与史实不符：其一，热河军阀的正确姓名是汤玉麟而非 “汤玉林”；其二，汤玉麟担任第 7 旅旅长是 1924 年驻防凤城时的职务，1925 年他已升任第 11 师师长兼东边镇守使，1931 年绝无可能以 “第 7 旅旅长” 身份行动。因此，《张大帅与通辽》中 1931 年莫力庙上层喇嘛投靠张作霖、“双林大战莫力庙”、汤玉林第 7 旅袭击莫力庙等说法，均严重背离历史事实，属戏说历史，有必要予以澄清。
关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与通辽的真实往事，经历史检验的史实主要有以下几例：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与打通铁路的修筑
打通铁路南起京奉铁路打虎山站，向北经黑山、八道壕、新立屯、彰武、甘旗卡、伊胡塔等站，止于通辽站，全长 251.7公里，是中国国有铁路京奉铁路的支线，由虎壕铁路（打虎山至八道壕）展筑而成。
1919 年初，张学良向父亲张作霖建议创办八道壕煤矿，同时修筑由京奉铁路打虎山站至该煤矿的虎壕铁路及葫芦岛商业海港。张作霖随即投资 50 万元修建八道壕煤矿。1921 年 4 月，张作霖要求交通部修筑虎壕铁路及奉天兵工厂道岔，作为葫连铁路收归京奉铁路的补偿。交通总长叶恭绰同意由京奉铁路局修筑，但以 “暂时缺款” 为由，请求张作霖 “借垫现大洋 30 万元”，后续以京奉铁路利润偿还，年息 6 厘。经张学良建议，张作霖同意垫款，4 月 29 日，张家为交通部垫款 30 万元。虎壕铁路于1921年10月动工修建，29 公里工程于1922 年 12 月 29 日告竣。
张作霖深知此线向北展筑可能引发日本人干预，故秘而不宣，于 1923 年春悄悄动工。1925 年 8 月，铁路修至新立屯，未引起外界注意；同年 9 月，日本得知中国正赶修新立屯至彰武、通辽的铁路，随即以 1905 年《日清满洲善后条约》中 “清政府同意在未收回南满铁路前，于该铁路附近不得铺设并行干线或损害其利益的支线” 为由提出抗议（实则中日条约正约及附约均无 “平行线” 条款，仅会谈记录提及，而此类记录无任何法律效力。日本 “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也承认，禁止敷设平行线条款在世界上无先例，实为强化 “满铁” 垄断地位的工具）。
面对日本的无理干涉，张作霖采取拖延策略，同时下令加速施工。1927 年 1 月 27 日，打通铁路由新立屯延伸至彰武；同年 10 月，彰武至通辽段竣工，打通线全线完成。11 月 15 日，京奉铁路列车首次抵达通辽车站，打通线开始临时营业。
期间，四洮铁路聘用的日人车务、工务处长从中作梗，不准该支线与四洮铁路郑通支线接轨。但四洮铁路属中国国有铁路，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与四洮铁路局配合下，最终打破日本阻挠。1927 年 10 月，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务的常荫槐两次电令四洮铁路局局长卢景贵，要求打通铁路必须与四洮铁路接轨，第二次电文明确：“通辽接轨，无论有何困难，随时均可与京奉铁路局协商。惟工程即须兴修，无庸待商。仰令遵照文电速即妥为办理，倘有迟滞，惟该局长是问”。
1927 年 10 月 24 日，京奉铁路列车运来材料，两路在通辽接轨，以通辽为中心的西干线贯通。国有京奉、四洮、洮昂及 1928 年修建的齐克等四路由此可办理货物联运，北满特产粮食等可经打通支线直运营口、秦皇岛出口。作为中国自营铁路，打通铁路与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形成竞争，与奉海路东西呼应，有效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1934 年 4 月 1 日以伪 “满洲国” 名义将郑通、大通（因打虎山改称大虎山，打通路改称大通路）两支线合并，改称大郑线。
张作霖与达尔罕王的儿女姻缘
历史上，以联合政治势力为目的的政治联姻并不鲜见，如汉唐 “和亲”、清朝 “南不封王，北不断亲” 的满蒙联姻政策等。起于草莽、终成奉系军阀首领的张作霖深谙此道，其皇姑屯事件前婚娶（嫁）的八子六女中，多数婚姻带有政治目的，其二女儿张怀英与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长子包晓峰的婚姻便是典型代表。
张怀英为张作霖二夫人卢氏所生，容貌清纯、天生丽质。但张作霖将她许配给先天呆傻的达尔罕王公子，展现了旧时代军阀以联姻巩固势力的政治考量。随着势力与权力扩大，张作霖一直渴望将内、外蒙古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18 年 9 月，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 “东北王”；1919 年 4 月，电请将内蒙改建行省以巩固主权；1921 年 5 月，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辖热、察、绥三特区，全权负责征蒙事宜。当时内外蒙古局势动荡，尤其是外蒙古时常变乱，张作霖为稳定内蒙古局势、腾出手对付外蒙古叛匪，决定与在内蒙古王公中颇有影响的达尔罕亲王联姻。
达尔罕王也认为能与东北头号人物结亲是求之不得的事，何况痴呆儿子能娶到聪明漂亮的姑娘，双方一拍即合，迅速筹备婚仪。为进一步安抚达尔罕王，张作霖耗费巨资，在奉天小河沿吴俊升公馆东邻为其修建豪华王府。
张怀英与包晓峰婚后生活极不幸福。1928 年 6 月 4 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张怀英才得以与包晓峰离婚，与达尔罕王府断绝关系。
张作霖家族在通辽拥有的土地和产业
张作霖崛起前后，正值哲里木盟蒙地放荒时期，他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在今通辽市境内占有大片土地。据史料记载：1916 年，张作霖 “强迫开放达尔罕王旗辽河南北沃土 4000 余方”（1 方 = 45 垧 = 675 亩，东北地区 1 垧 = 15 亩），张学良及岳母王老太太、鲍贵卿、冯麟阁等人分割千余方；1920 年，张作霖在通辽占地 889 方 37 垧；1922 年，在通辽再占 2800 余方。张氏家族在通辽县钱家店约有土地 2250 垧，且在通辽设立了专管农垦事务的机构 ——“三畲堂”。
张氏父子与嘎达梅林起义事件
嘎达梅林的武装反垦起义发生在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但其根源可追溯至清末及张作霖统治东北时的蒙地放垦政策。
嘎达梅林，蒙古族，原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1892 年生于达尔罕旗。因在兄弟中排行最小，被昵称为 “老嘎达”；1925 年升任达尔罕王府军务梅林，统率全旗卫队，人们遂称其 “嘎达梅林”。
嘎达梅林生活的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严重，达尔罕王为维系奢侈生活，与军阀、政客勾结，大肆出卖本旗土地放荒开垦。至 1928 年，达尔罕王旗成片荒地仅剩以舍伯吐、架玛吐为中心的西夹荒，而奉系军阀张作霖、吴俊升等人早已对这两块荒地虎视眈眈，对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威逼利诱，胁迫其出放荒地。
1928 年 6 月 4 日，张作霖、吴俊升在皇姑屯遇刺身亡，张学良主政后延续了张作霖的政策。1929 年春，辽宁省政府以 “垦荒兴利，发展民生” 为名派员调查，准备出让西夹荒。在此背景下，嘎达梅林向达尔罕王建言停止放荒，并组织人员到奉天省请愿。王爷震怒，撤销其军务梅林职务，以 “反对王爷” 罪将其逮捕下狱，甚至计划秘密处死。1929 年 11 月 9 日，在嘎达梅林夫人牡丹策划下，劫狱成功，嘎达随即举起武装反垦旗帜，队伍最盛时达 1200 余人。
达尔罕王与东北军阀联合镇压起义，张学良命令辽、吉、热军及达尔罕王王府卫队合力围剿。据热军 17 旅崔兴武部团长李守信回忆（其记忆中时间有误，应为 1931 年）：“张学良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都站在王爷一边。嘎达起义后，辽宁派张海鹏部骑兵由洮南向西追击，热河电告驻防开鲁的第 17 旅崔兴武部到鲁北从东防堵，以期包围解决嘎达部队。我当时任崔兴武部 34 团团长。嘎达梅林遇见我这个对头，不仅全军在热河的扎鲁特旗覆没，连他本人也被我亲手击毙在老哈河里。” 尽管李守信自述有美化成分，但可见在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部、热军第 17 旅崔兴武部及达尔罕王王府卫队联合进攻下，嘎达梅林的起义部队损失惨重。
1931 年 4 月 9 日，嘎达梅林的起义军被热军崔兴武部李守信团围困在通辽县北舍伯吐附近的新开河北岸洪格尔敖包渡口，嘎达在渡河中中弹牺牲，年仅 39 岁。战后，李守信将其人头带回开鲁交予旅长崔兴武，崔兴武装匣上交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汤玉麟转呈沈阳的张学良，张学良又交予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色楞，达尔罕王将其头颅带回旗里，在旗杆上悬挂示众良久。
张学良支持通辽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虽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但对辽热蒙边重镇通辽的抗日斗争极为重视。面对日军在通辽推行 “以华制华”、煽动甘珠尔扎布等蒙古族上层人士搞 “自治” 的阴谋，张学良采纳高文彬建议，成立由其领导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统筹通辽地区抗日斗争。
高文彬，字荫周，辽宁省康平县高家窝棚人，保定军校第 5 期毕业生，1930 年 2 月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第 5 处少将处长。“九一八” 事变后，他目睹家乡日本挑动民族纠纷、制造分裂的局面，赴北平面见张学良，力陈 “收复东北必先宣抚内蒙”，其建议获张学良重视。因高文彬老家在辽北蒙边，熟悉当地情况，且与部分蒙古族上层人士有亲友关系，张学良遂任命其为辽北蒙边宣抚专员，组织行署，回辽北蒙边收编蒙古族武装。
“九一八” 事变后，哲里木盟各族统领中威望高且握有兵权的有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字海山、秀芝）、刘振玉等。其中，包善一为哲里木盟博王旗统领，韩色旺为达尔罕王旗教育委员长，刘振玉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巡防骑兵统领，李胜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卓里克图王府统领。当时包善一、韩色旺已参加甘珠尔扎布组织的伪 “蒙古自治军”，刘振玉等人观望，仅李胜主张抗日。1931 年 9 月末，高文彬赴辽北蒙边联络刘振玉、李胜，后邀请二人到北平会见张学良。
张学良在北平与刘振玉、李胜就通辽抗日问题长谈，诚挚勉励，李胜等人当即表示：“为抗日救国，甘为前驱，并愿意争取包善一、韩色旺等同举义旗，共赴国难”。随后，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委任李胜为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司令，刘振玉为第二路司令，并由东北行政长官公署通令法库、康平、昌图、梨树、怀德、双山、辽源、彰武、通辽等县协助抗日。
1931 年 10 月中旬，高文彬带领王云汉、李树凯、舒崇武、白梦梅等 20 余人抵达通辽，成立 “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 办公处。行署成立后，高文彬立即着手争取有兵权和社会威望的蒙古族上层人物：通过王子印、张香阁等人争取包善一，派关翼青说服韩色旺，并邀二人到距通辽 50 里的黑坨子村会面。经反复工作，包善一、韩色旺表示接受改编，服从指挥，高文彬遂委任包善一为辽北蒙边骑兵总司令，韩色旺为副司令。
行署的成立引起日军恐慌，日军随即组织力量重点进攻通辽行署，企图扑灭抗日烈火。1931 年 10 月中旬，在日军顾问和田劲策划下，伪 “蒙古自治军” 1000 余人由郑通铁路大林站出发进攻通辽：司令甘珠尔扎布亲率一部从西南攻入县城，正珠尔扎布率一部从西攻入，日本顾问和田劲带十余名日本浪人乘火车头开进通辽车站。立足未稳之际，驻守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 3 旅张树森部及通辽警察、商团、民团猛烈还击，击退敌军。
此役后，关东军派松井清助大佐为伪 “蒙古自治军” 顾问，带来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部署攻击通辽行署及驻防的抗日义勇军。行署得悉敌情后，决定避敌主力，主动放弃通辽，迁行署至开鲁，令刘振玉、李胜率部向敌后转移，待机而动。
1931 年 12 月末，伪 “蒙古自治军” 4 个军集结于通辽以北舍伯吐，企图绕过道德营子，经曹家营子、哈拉毛都迂回占领开鲁。崔兴武决定占领舍伯吐、威胁通辽以保全开鲁，命令李守信团主攻。李守信与热河暂编旅李芳亭部、通辽商团蒋连瑞部从哈拉毛都向曹家营子推进。
1932 年 2 月 15 日，松井清助率伪 “蒙古自治军” 分三路进攻开鲁，双方在曹家营子、哈拉毛都、古鲁本井、莫力庙等处激战，至 2 月 29 日击退松井清助军。此战中，通辽县公安局长蒋连瑞击毙松井清助，伪 “蒙古自治军” 溃不成军，甘珠尔扎布以养病为由躲至大连，其军心大动，惶惶不可终日。
松井毙命后，日军纠集驻通辽的羽山部队及伪军六七百人再次进犯开鲁。刘振玉部义勇军在开鲁县王家油坊设伏阻击，战斗自拂晓至傍晚，日军多次猛攻均被击退。因驻防开鲁城内的热军崔兴武心怀异志、按兵不动，刘振玉部因弹药不足，决定以一连兵力掩护，主力由刘振玉率领突围。日军分小股牵制留守部队，集中兵力追击主力。留守的一连义勇军约 70 人当夜浴血奋战，弹药用尽后以砖头石块拼杀，直至天明。此役极为惨烈：日军留守对付抗日义勇军的 80 余人仅 6 人逃生，其余被歼；义勇军留守人员 70 余人仅 5 人生还，日军被迫退回通辽。
1932 年 5 月，经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救国会协商，辽热两省抗日武装编为第 5 军区，高文彬任司令，统一康平、通辽、辽源、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等十余县义勇军编制。6 月，第 5 军区改称第 5 军团，高文彬任军团长，下设 6 个梯队，由李胜、刘振玉、包善一、韩色旺、解国忱、刘海泉分任司令；后增设第七、八梯队，司令分别为贾秉彝、刘叙五，军团最盛时约 4 万余人。
1932 年 5 月下旬，高文彬根据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指示，决定进攻通辽。攻城主力为刘振玉所率义勇军第 4 梯队和解国忱部第 5 梯队的 5 个团，共 2000 余人。部队兵分两路：高文彬率 800 人从西门进攻，诱敌深入；刘振玉、解国忱率 2000 余主力从街基猛攻东门。战斗自 5 月 26 日拂晓开始，激战至下午 3 时，敌军不支，弃守城门阵地退入城内：一部退入炮楼据险死守，另一部 80 余人退入前四洮铁路督办马龙潭住宅负隅顽抗。因马宅院墙高、易守难攻，解国忱大刀队 200 人冒着炮火搭人梯翻墙而入，手持大刀猛杀猛砍，击毙日军 60 余名，自身仅伤亡 8 人。至晚 9 时许，因义勇军弹药不足、无重武器攻打炮楼，且敌郑家屯援军赶到，遂主动撤出战斗，返回余粮堡。此战虽未攻克通辽，但以伤亡 20 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寇 80 余人、缴获步枪数十支，取得胜利。
1932 年 7 月，高文彬从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李胜等部各抽调 1 个团，组成精干骑兵小分队，亲自指挥从开鲁出发，向东南大蒿子一带扫荡日寇。旬日之间，部队推进 300 余里，日寇不敢应战，极大鼓舞了辽北民众的抗日情绪。
高文彬到达大蒿子后，令包善一、韩色旺等游击于通辽等地牵制日军，自己率大部队向康平推进。驻守康平的日军未抵抗即弃城而逃，义勇军在当地红枪会支持下迅速肃清周边日伪军，收复康平城，并收编红枪会薛司令、刘叙五、李炳南等部，队伍进一步壮大，对日寇形成巨大威胁。
1932 年 11 月，日军第 16 旅团纠集彰武、法库、昌图等地伪军约六七千人，大举 “围剿” 康平第 5 军团所在地。因高部节节抵抗，日伪军经 5 昼夜才推进至康平县城附近。鉴于县城无险可守，高文彬决定向开鲁转移，突围中军团总指挥部被冲散，高文彬于 12 月 17 日在康平县杜家窝堡被俘。高文彬被俘后，第 5 军团瓦解：第 1 梯队司令李胜、第 2 梯队司令刘振玉率部在开鲁以南热河境内活动；第 3 梯队司令包善一率部活动于通辽一带；第 4 梯队司令韩色旺率部由开鲁向北转移；贾秉彝率部返回康平一带，各部不再联系，至 1933 年相继溃散。
1933 年春，日军大规模进攻热河省，李胜、刘振玉等部与日军数次血战后，经奈曼、敖汉等旗撤往察哈尔省张家口、康保一带，随后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继续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