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艳学

一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高考到来，高中生活正式告一段落。我知道，检验自己努力成果的时候到了，我只有用心对待，方能问心无愧。紧张的考试过后，剩下的就是焦急的等待。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考入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从小镇来到了城市，一切都令我感到新奇，尤令我欣喜的是在大学里，能够聆听教授们的谆谆教诲。

我们班有29人，班主任是年轻帅气的许光烈老师。许老师非常有才华，给我们教授现代汉语课。在毕业典礼上，他代表全院年轻教师发言，真是实至名归。

讲文学概论的李井发老师，有时讲到动情处，近乎声嘶力竭，一个个针砭时弊的文学批评案例，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从此，在我们的心底，埋下了文学不单单是西湖荡舟的美好，更是植根于现实生活有着极强生命力的种子。

在学习古代文学唐代部分时，我们遇到了刘永良老师。刘老师语气平和，写着一手飘逸的粉笔字。老师讲课时，出口唐诗，闭口唐诗，还不时秀一下戏曲，课堂上的古典风味浓极了。

有一天上外国文学课，只见一位五短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步履矫健地走上讲台。他放下讲义，双手扶着讲桌开讲了，语速快，且含混不清。说实话，一节课下来，我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听明白，更谈不上记笔记了。

外国文学对中文系的学子来说，是必考科目。而老师的讲义又往往包含着重要的考试内容，因而上课时记笔记就显得尤为重要。课上没有记下来，那课下就得补，我只能借同学的笔记来抄。

一回生，二回熟，渐渐的我对教授的语言，也能听个一知半解，他的讲义也基本能记下来，虽然还不是很完整，但较之前已是很大的进步了。

慢慢的，我对教授其人，也略知一二。他叫孙宾，毕业于南京大学，是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我遇上“大咖”了。

我向来推崇“笨鸟先飞早入林”的道理，并常常身体力行。通常距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开始着手准备。一有空闲就待在宿舍，撂下蚊帐啃书本、背笔记。在这样的努力下，考试顺利通过，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班里有三个人没及格，只能补考，其中一位还是个女同学，她得知消息后，哭得很是伤心。

师范院校的学生总得要实习。说来也巧，我们这个组的带队老师恰好是孙宾教授，实习地点是通辽市双泡子电厂子弟学校。

这天早上，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坐上了去电厂的通勤车。一上车，就有人与老师搭话：“孙教授，去电厂啊？”“是啊。”老师笑呵呵地答道。“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还要您亲自跑一趟！”“那哪儿行啊，这次是带学生去实习。”老师认真地说。“哦，有啥事儿，知乎一下。”“好的。”说着说着，车就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先到住宿的地方，安顿妥当后，又去了学校熟悉环境。一路走下来，也到了午饭时间，便来了电厂职工食堂就餐，这里的伙食真好。

我们的实习过得非常愉快且顺利，就连看电影都不用买票，说是老师的弟子就行；来回坐通勤车也是一样，我们实实在在享受了作为老师弟子的优厚待遇啊！

实习生活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二

我刚到师院报完到，就被告知住宿的地方在五中，而且仅限男生。这于我们而言，倒也可以接受，毕竟不是太远，也就是几条街的路程。期限是半年，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就会回来。

住在校外，相较之下，我们自由很多。只是冬天要麻烦些，天还没亮，就要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洗漱完，来到学校食堂或校外的饭店，要上一碗抻面或是一根油条，外加一碗小米粥或豆浆。吃完早餐，马不停蹄地赶到教室，准备上课。

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我们结伴走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不时地有人闲情雅致地唱上一曲，别有一番情趣。

半年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的宿舍在二楼，头一次住楼房不太习惯，又因为胆小，只好住下铺。结果还是出了状况。第二天醒来时，人和被子都在地板上，原来是我在夜间打把式造成的，心里庆幸，多亏选择了下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三

在师院的这几年里，学校食堂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致于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由于我们是上大课，通常情况下，上午11点半才放学。在这个节点上，到食堂打饭，也就只有馒头了。

一天一顿还好说，就怕是一天三顿，顿顿是馒头，最后，我一看到馒头，条件反射似的吐酸水。

这样的情况，就在我即将毕业时发生转机，久违的米饭与我见面了。为了打到米饭，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加塞，苦苦久等，从此望米饭兴叹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如何，总该是令人欢呼雀跃的事了。

时至今日，我时常会想起在师院读书时的青涩年华。那段难忘的大学时光，让我倍加珍视，受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