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子良 王菲菲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我们掌握和收集到的历史档案、学者研究及受害者证词，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地区实施的细菌战罪行主要包括人体实验、细菌武器投放及由此引发的疫病灾难，结合具体史实与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梳理日军在内蒙古的暴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侵华日军的暴行是一段黑暗且沉重的记忆。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体系

侵华日军建立的五个细菌战部队（731部队、长春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

731部队（哈尔滨）主导细菌战体系，向其他部队提供技术支持，其研究成果被用于内蒙古的活体实验与细菌攻击。

人与马血互换实验：将身体强壮的人血液抽去大部，在人全身痉挛时立即输入马匹血液，观察人体反应，因身体排异性明显，实验者全部死亡。

活剥人皮实验：不打麻药活剥人皮，这种残忍实验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痛苦，严重践踏人类道德底线。

100部队（长春100部队隶属731部队）以研制人畜共用细菌武器为主，曾在内蒙古邻近区域进行野外细菌效能实验，通过牲畜传播炭疽、鼻疽等病菌，间接导致内蒙古牧区疫情。

进行细菌武器研发。确定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等为主要细菌武器，还研究破坏蔬菜和稻米的细菌以及用于直接攻击人类的细菌，试图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发动细菌战。

1855部队（北京甲字1855部队）作为华北地区细菌战执行机构，直接参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冻伤人体实验。

1644部队（南京荣字1644部队）对外宣称是日军“华中防疫给水部”。该部队以中国平民为对象，进行人体活体解剖、冻伤实验、火焰喷射器实验和手榴弹炸伤威力实验等。他们将受害者称为“马路大”，即细菌与毒素的实验材料，这些人被关进去后几乎无人生还。

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地区的直接罪行

人体冻伤实验。1941年，日军为应对严寒作战需求，由1855部队张家口支部主导，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进行野外冻伤实验。

实验对象：被作为大冻伤试验的受害者全部是中国男性，共计8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岁）、潘春（22岁）、高付（33岁）、下关（15岁）、高百（49岁）、郝贵（35岁）、张义（21岁）、陈远（38岁）。

实验方式：在零下24—27℃环境中，通过湿袜子、湿手套、空腹或饮酒等不同条件制造冻伤，观察并记录人体反应。实验后，受害者被用于创伤、枪透等附加实验，最终全部死亡并就地掩埋。

这是一次较完整的冻伤试验的过程，时间为昭和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一日。地点为蒙古自治联合政府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西方盆地，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北纬42度27分，东经112度57分，海拔1087米）。研究班班长为外科军医少佐谷村一治，班员将校8名，下士官8兵，兵士24名，军属14名，驻蒙军医部部员1名，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部员1名，总计56名组成。

此次试验是为了解决日军在东北及内蒙古严寒期间作战需要。在1939年1月至3月五原作战（河套作战）期间及之前的昂昂溪、齐齐哈尔战斗中，日军共有近2000名冻伤者，使日本军部大伤脑筋。但“七三一”部队及其他细菌部队进行的一系列冻伤试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其侵略蒙古及苏联的北进计划。

人体冻伤实验是当年日军非人道犯罪的有力铁证，对日本政府至今否认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人体试验的态度是一次有力的抨击，对百般狡赖、歪曲历史事实的日本右翼是一次有力的批判。

在日军侵华史上，日本军队惨无人道地用包括中国抗日军民和其他国家反法西斯志士在内的活人做试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当时的日军试验部队为了掩盖罪行，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对证据进行掩饰和伪装。例如发现的照片中显示，日军虽然让被试验者穿上了日本军装，但是这些人却蹲在地上，周围真正的日本士兵则持枪站立看守。

大规模鼠疫投放与疫情扩散。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在内蒙古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实施“焦土计划”，故意释放鼠疫细菌，造成灾难性后果。

投放过程：伪兴安医学院院长小康受命从细菌库取出带菌老鼠，混入粮食并撒播其他病原体，直接导致鼠疫暴发。

疫情规模：1945年冬至1947年春，鼠疫蔓延至内蒙古东部18个旗县，累计死亡4万余人，仅王爷庙一地死亡人数超3000人（占当时全城人口十分之一），苏联驻军亦有200余人感染死亡。

社会创伤：幸存者证词显示，部分家庭因聚集探病导致灭门惨剧，甚至有亲属被迫焚化感染者以阻断传播。

1940年冬季，日本帝国主义在海拉尔设立了“五四三”特种部队，即“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从此，一批批身着日本军服，但不戴军衔而专门从事细菌杀人武器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日本人以“日本军属”身份，在这里神出鬼没，往返于海拉尔、哈尔滨或日本之间。

这支驻扎在海拉尔市南1.5公里的地方（现在海拉尔市医院住院处西南）。当时人们看到，这里像是医院，但还设有动物舍，养着10匹马、一些鸽子和大量的老鼠。据森田供述，1945年夏天，这里饲养的老鼠达1.3万只。

据长春卫生技术厂的工作人员关孝证实：“原‘七三一’部队队员松村，在与他的朋友岛崎的谈话中透露，‘七三一’部队在海拉尔一带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进行细菌传染实验。他参与了实验效果的调查和采样活动，发现这次效果不太好。”

从1939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大面积地撒播细菌了。他们组成了写有特别保证书并用血书加以签名按押的军事破坏队。这个军事破坏队即所谓“敢死队”，由一个在活人身上进行过最残酷实验而又几乎参加过各次细菌攻击的碇常重中佐指挥，于1939年春，日军在中蒙边境哈拉欣河一带同苏军作战时，即所谓诺门罕事件，他们秘密地潜入与苏蒙交界的我国北部边境的一侧。他们乘日军撤退之机，便将他们运进去的烈性细菌，用飞机瓷弹空投或直接撒播在哈尔欣河以东，即伊尔斯一带及海拉尔以北的河流和广大的草原、农田之中，以期毒害苏军，阻止其前进。

为了对苏作战，日本军队在我东北北部如阿尔山、海拉尔等地修筑了大量的防空、作战工事，并驻有大量的军队。这些防空、工事是绝对保密的。凡是被送进这里修筑工事的劳工，都是由各地抓来而杂编的，谁也不认识谁，趁黑夜用闷罐车秘密地运进山里。由日本军看守，工头监工，日夜加紧施工。工程完了，人也累垮了，先是把这些人秘密杀掉，埋在山沟里；后来为了实验细菌效果，便用烈性的鼠疫菌、霍乱菌统统毒死，火化之后埋掉。这样处理秘密工事的劳工，既可节省弹药，又可得到细菌实验的资料，真是一举两得。对于进山伐木、修路及其他不属于绝对保密工程的劳工，多数是从各县摊派来的，劳动和生活是集体的，由当地的领队人为中、小队长。当工程完了，日本人便使一部分劳工秘密地染上伤寒病菌。命未染上伤寒病菌的劳工将他们护送回家。送回来患有伤寒病的劳工，有的身体弱，抵抗力差而死去，有的不死也扒了一层皮，又感染了其家人和邻里。劳工一批批地被送走，被染上传染病的又一批批地被送回来。劳工屯屯有，屯屯有染上传染病被送回来的劳工。这又是一个造成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屯屯有伤寒病及其他传染病的来路。

1945年7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走投无路，末日来临。侵驻在内蒙古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的日本侵略军仓皇溃逃之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销毁有关细菌战的密件，焚尸灭迹，另一方面仍不甘心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残害。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败局已定。侵驻在王爷庙的日本侵略军在忙着撤退时，在伪兴安总省白滨参与官和福地加久警务厅长的指挥下，将伪兴安医学院细菌库中实验用的带菌老鼠放出，使鼠疫的细菌首先在王爷庙传染开来。据当年参加防疫者介绍，最先染病死亡的是前来援助中国抗日战争驻王爷庙的苏联红军战士，经军医解剖尸体、化验后确认是百斯笃菌所致。接着，王爷庙爱国区暴发了鼠疫。这种鼠疫菌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染病者以成人为多数。

有家衣铺老板，身体健壮、魁伟，在经营店铺时被传染上病菌突然倒毙；一位抱着不满两岁婴儿的妇女，行走间突然倒地死亡，不懂事的孩子哭喊着依偎在母亲身边，还不知母亲已经死亡。一家肖姓居民，全家24口人中有22人因染上鼠疫而死亡。又一家居民，全家7口人全部染病而死。当时的王爷庙每天都在死人，多时一天竟死去100余人，负责防疫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成车地往山上运送尸体，然后用柴草洒油将尸体火化葬掉，惨状目不忍睹。王爷庙被戒严两三个月，并被看作是“黑死病”的恐怖之城。1945年冬至1946年春，第一次暴发鼠疫期间，王爷庙因患鼠疫而死去3000余人。1946年、1947年又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鼠疫流行。鼠疫不仅给王爷庙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蔓延到毗邻18个旗县。1945年至1949年，东蒙地区因鼠疫传染患病达47522人，死亡39097人。1945年鼠疫流行期间，驻王爷庙的苏联红军士兵有200余人染病死亡。

1945年—1947年3年中流行腺鼠疫4次、肺鼠疫1次。蔓延了2个市5个县3个旗。

科右前旗公安局保存的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1945年8月中旬，日军在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逃跑前，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兴安医学院把鼠疫菌撒在扔下的白面、大米等食物里。后来，这些食品被当地的中国人误食，发生了鼠疫。这次鼠疫逐步蔓延，整整持续了1年多。当时的受害者杨春说：“那年刚解放，兴安镇由于日本人在逃跑之前撒了细菌而闹鼠疫，直到1946年冬天才解除疫情。”“1945年9月15日，我老婆（当年24岁）得了一种传染病。起初发高烧，最后昏迷不醒。第二天晚上就病死了。市里来了医疗队，经他们检查，说是因‘百斯笃’病传染而死的。大夫让我看她的大腿根部，一边凸起一个像鸡蛋大的发红的疙瘩。”“在王爷庙镇北大利根那地方有一户蒙古族人家，1946年冬得了‘百斯笃’传染病，先后死了13口人，最小的仅10多岁，还有老头和老太太。他们有的死在炕上，有的爬到炕沿或在地上死去，当时的情景十分凄惨。”

据哈尔滨医大“关于细菌战犯之造源地及被害情况”调查：王爷庙又名乌兰浩特，“八一五”时该地一带有日本病院博士、参议官白滨进行培养细菌。当苏军将至将细菌放在粮仓内，当仓库开放，发放粮时即发生严重的鼠疫。

白滨，日本人，培养百斯笃菌，光复后逃往长春。在没逃跑前，将菌及毒物撒在粮仓及布仓中。其他一些日本人亦这样做。后来百姓吃米面时都中毒，与患鼠疫的死者多数相同，有的全家死绝，4家、5家都没有1个人存活的，被蔓延至泰来、白城子等地。

1950年2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关于惩办日本细菌战犯的座谈会，揭露日寇制造内蒙古东部鼠疫——细菌战的罪行。

日本从事鼠疫免疫研究的春日忠善等人，在1940年曾对野外弱毒生菌疫苗的效果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地区是龙江省、兴安省、奉天省内鼠疫流行的8个县，人口145万。春日等人在1937年至1939年专门利用死菌疫苗，1940年以后开始使用生菌疫苗，并在1940年至1943年，对150万居民使用了生菌疫苗。

这一事实说明，日寇制造东北鼠疫（包括内蒙古东部）大流行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日寇制造的通辽市周家围子鼠疫惨案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又一铁证。

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警示与反思

侵华日军在内蒙古的细菌战不仅是战争暴行，更是对人类伦理与科学道德的践踏。其罪行被刻意掩盖的教训警示我们：需持续推动档案公开与国际追责，如民间索赔与跨国诉讼。

警惕军事技术滥用对人类的威胁，强化生物武器国际公约的约束力。

内蒙古地区在侵华战争期间未能幸免于日军的残暴统治。日军为了实现其侵略和掠夺资源的目的，在内蒙古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暴行。他们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疯狂开采煤炭、矿产等，将大量资源运往日本，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日军还对内蒙古的文化进行野蛮摧残，焚毁寺庙、破坏文物古迹，妄图消灭当地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以达到同化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

在军事统治方面，日军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建立大量据点和集中营，随意抓捕、杀害无辜民众。许多人被抓去充当劳工，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遭受非人的待遇，大量劳工因劳累、饥饿和疾病死亡。日军还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细菌战试验和毒气试验，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变成了罪恶的试验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首先，历史不容否认和篡改。近年来，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妄图美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受害国人民感情的再次伤害，更是对历史真相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

和平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我们要珍惜当今的和平环境，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有效抵御外来侵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侵华日军在华细菌战的长期遗毒和在内蒙古地区所犯罪行，是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也是对人类文明和基本伦理道德的严重践踏。

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我们传承历史记忆，捍卫和平正义，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类似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

通过揭露这些暴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警示与反思，我们不仅为受害者正名，更需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