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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B版:深入推进“两个打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上一版 下一版  

科尔沁草原的红色记忆

哈丰阿

骑兵十一团烈士纪念碑

阿思根

梁东明

本报记者 李肖峰

20世纪初,科尔沁草原上战乱不止,各族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危难之际,一批热血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了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各族人民的解放、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英勇战斗,他们的不朽功勋被世人传颂,永远熠熠闪光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阿思根:为民族解放奋斗一生的草原将军

1908年1月15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腰力毛都苏木的阿思根,原名阿拉坦仓。

20世纪20年代,阿思根曾求学于郑家屯第八中学和北京蒙藏学校,后来,因为多次参加学生运动而被蒙藏学校除名,辍学回了家。

有思想的进步青年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自己前进的脚步。回到科左中旗的阿思根在1932年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继续在救国理想与解放人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1941年,任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这期间,阿思根在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师生中展开反满抗日爱国主义教育,唤醒了广大师生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这些都为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下了基础。

1945年8月11日,在阿思根的影响下,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蒙古族进步军官和学生1000多人发动起义,杀死数十名日本鬼子,迎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协助中国抗日,史称“八·一一”起义。

“八·一一”葛根庙武装起义,是内蒙古各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的集中体现,它为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写下了光辉一页。

1945年8月15日,胜利的好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阿思根正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着手于当地的民警大队、护路队、内防总队等武装统一起来,与东北抗日联军嫩江一支队一起镇压妄图挑起民族纠纷,乘机抢占地盘的国民党“保安司令”闫振山匪帮。

当时的蒙东,作为国共两党必争要地,为国民党所虎视,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势力也在稳步扩展。在此背景下,有人将哈丰阿与阿思根比作了三国时期的“卧龙”和“凤雏”,认为得其一便可定蒙东。为此,国民党派人前来游说,甚至用高官厚禄引诱,但阿思根皆不动摇。

1945年12月,中共西满分局派内蒙东部来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胡秉权一行被突泉国民党光复军11师马海泉部逮捕下狱,并预谋处死。阿思根闻讯,立即率民警总队二大队赶往突泉镇营救。

12月21日,夜袭突泉。激烈的巷战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千余人,成功救出了胡秉权和所有被扣押人员,同时解放突泉镇。一场营救行动,打通了兴、哲、昭、卓四盟的联络通道,为共产党在蒙东开展工作奠定了优越基础。

1946年2月15日,东蒙自治政府宣布成立。阿思根将军任东蒙自治军内防部长兼自治军司令员。从此,他便开始着力进行蒙东统一的部队建设工作。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各部队中的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担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员兼兴安军区司令员的阿思根将军亲赴哲盟前线部队中,进行整编整训,为铁军建设注入蓬勃生命力。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乌兰浩特成立,阿思根与乌兰夫、哈丰阿等21人当选为自治政府委员,并任军事部长。大会期间,阿思根仍然在前线作战,直到大会将要结束时,他才风尘仆仆率领骑兵一师二团从前方胜利归来,受到与会代表和王爷庙党政军民数千人的热烈欢迎。

多年的征战,阿思根将草原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化为了触手可得的现实,却也给他自己的身体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1948年1月31日,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阿思根在乌兰浩特与世长辞,年仅40岁。

同年3月25日,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同志为阿思根将军题词:“追悼阿思根同志,学习他为民族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

阿思根将军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经历永载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史册。

骑兵十一团:蒙骑英勇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

“内蒙古大地上升腾起红色的火焰,从此开始解放民众之革命剧变,那自卫军之第十一团呀,便在享誉遐迩的巴彦塔拉创建,为共同信念而团结的进步青年,接受教育确立了马列主义信念,为内蒙古之民族利益呀,甘愿把宝贵生命抛在旷野荒山……”

这是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中敖本台嘎查张道尔吉老人用蒙语诵唱,后被翻译为汉文的骑兵二师十一团团歌。作为曾经的内蒙古骑兵二师十一团战士,老人对自己的部队有着深厚的情感,年过九旬的他至今都没有忘记当时所唱的团歌。

历史上,科左中旗的骑士以骁勇剽悍著称。1946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夕,科左中旗广大青年,特别是蒙古族青年纷纷参加革命队伍,组建成立了内蒙古骑兵二师第十一团。

在这以后的战斗岁月里,骑兵十一团纵横沙场,屡建功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为阻遏国民党军队及土匪向解放区进犯,骑兵十一团在巴彦塔拉一带连续作战10余次。曾以两个连的兵力与敌主力87师一个营展开激战并取得重大胜利,受到中共五地委和蒙汉联军司令部表彰。

护送党政机关转移、志愿群众清算斗争、剿灭土匪……各项任务骑兵十一团均能出色完成。1947年春,蒙汉联军反攻作战,骑兵十一团还在收复舍伯吐、激战腰忙哈、开辟新通辽城以及哈拉乌苏歼灭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冬,参加围困长春,3个月内与数倍于我之敌英勇作战29次,骑兵十一团一举赢得了“蒙骑英勇善战,敌人闻风丧胆”的赞誉。

1948年秋,十一团挺进辽西,加入辽沈会战。在围困和解放沈阳战斗中横刀跃马,再振军威。

1950年,十一团荣幸地进京走上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接受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96年,在骑兵十一团组建50周年之际,科左中旗为十一团烈士树立了纪念碑……

位于宝龙山镇的十一团烈士纪念碑前,苍翠的大榆树袅袅低垂,粉红的刺玫花娇艳绽放。从十一团的组建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团相继有40余名官兵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团风正肃军纪严受到民众称赞,没有棉衣艰难能抵北方酷寒……我们这些蒙古族子弟骁勇善战,十一团成为军队之模范,弘扬我团之英勇气概。”

如今,71年过去了,时空转换,人世沧桑,不朽的战歌仍在传唱,烈士们的英雄事迹鼓舞着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努力、奋斗!

哈丰阿:民族解放战争的急先锋

生于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哈丰阿是1945年至1947年时期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民族自治运动的领袖人物,他见证了旧社会的黑暗腐朽,更向往新时代的美好灿烂。

哈丰阿的父亲仁钦宁布曾是一个拥有200多头牛、羊、马的中等富裕牧主。在哈丰阿幼时,东北军阀张作霖开垦牧场,盗匪蜂起与军阀沆瀣一气四处劫掠蒙古人的牲畜。家中牲畜大半被盗,后又遭县政府敲诈……不得已之下,哈丰阿一家移居他乡。

八岁时候,哈丰阿被父亲送到一家蒙文私塾念蒙文,十岁又在汉文私塾念汉文。他幼小时萌发了第一想做一个好人;第二想当一个好官的志向。

1929年,就读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这所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郭道甫创办的学校以“欲以造就为蒙古民族奋斗之人才”为办学宗旨,哈丰阿深受其影响,曾赋诗:“瀚海何浩大,横分内外蒙。思挥五丁斧,开凿使之通。”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呈现动乱之时,哈丰阿、阿思根、吉尔嘎朗等东蒙地区的青年活跃分子,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试图在家乡展开民族自治活动。但日本关东军将东蒙地区划入满洲国的一部分后,马上开始压制东蒙地区的民族自治活动,被迫解散的不愿受日本人统治的蒙古青年将民族自治运动转入地下。

1932年,在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人的影响下,哈丰阿秘密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哈丰阿写下了充满民族情感的《青旗歌》,这首歌在内蒙古地区广为传唱,影响甚大。丹麦、日本等国所收录的蒙古民歌中即有这首歌。

1945年8月18日,哈丰阿等人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组织“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建立东蒙党部,任秘书长,恢复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活动,提出了实行民族平等、联合中国革命力量,争取民族解放以及内外蒙合并等项政治主张。

之后,人民解放委员会派出大批青年分赴各盟旗,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各级组织,同时进行“内外蒙合并”签名活动。与此同时,为了建立民族武装,哈丰阿与阿思根一道,与苏联军队协商,释放了被俘的兴安军中的蒙古士兵,组建了民警队和警备队以维持当地的治安。后来,即以这支武装为基础成立了内蒙古骑兵第一师。

终年的奔走奋斗结硕果。1947年4月底,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发布了内蒙古自治政府自治宣言,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由此成立。

梁东明:南国儿女长眠在北国的草原上

梁东明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通辽地区的著名烈士之一,他永远长眠在了北疆草原,守护着生前他曾奋斗过的土地。

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东北,梁东明先后在阜新、奈曼等地区参加工作,在此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1946年12月,在与土匪的激烈斗争中不幸牺牲,年仅25岁。

“春雷一声震撼四方,共产党领导咱解放;烈士鲜血洒在草原上,梁东明的名字万古流芳”——歌曲《东明啊,我的家乡》讴歌了这位南国的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血洒草原的伟大革命奉献精神。

1919年,梁东明生于广州市。6岁入市公立第二十四小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岭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读初中。因家境困难,初中毕业后难以继续攻读高中,校方鉴于梁东明品学兼优,便将他留校从事制作生物标本等工作。而他在积攒了一些收入后,又继续求学,18岁考入知用中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广州城也遭到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正在读书的梁东明满怀一腔热血,积极上街张贴抗日标语和散发传单,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8年夏,梁东明没有随家人到香港亲戚家避难,而是随学校迁到广东肇庆县。在此期间,他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和腐败,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才是挽救国家命运的惟一道路。

高中毕业后,梁东明毅然从广州登上去往长沙的列车,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旅途。经过20余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938年7月23日到达陕北公学枸邑分校,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8月15日,他给父母写去了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对父母的爱,也表达了一个抗日青年的理想和抱负。他在信中写道:“我感谢父母对儿子的抚爱,我这样不辞而别会伤您们的心,但作为祖国的儿子,为国家的兴亡而奔赴抗日前线是完全应该和值得的!”

陕北公学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住窑洞、吃小米,课程安排也很紧张。但梁东明在这里生活、学习得充实而愉快,他说:“这里的物质生活艰苦,但不死板,我不感到苦闷。因为这里是培养中国优秀青年的营垒,他们将为祖国的事业而奋斗。”

毕业后,党组织又送他到安吴堡青年培训班学习。1940年,党组织批准他参加战地青年团,到敌人后方开展群众工作。在白色恐怖中,他不顾个人安危,走村串户,宣传抗日道理,并耐心地做开明士绅、伪保甲长等人的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年,梁东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深造。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军团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梁东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与战友们一起开荒种地,纺线织布,领导绥德县义和区的乡亲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前线提供了许多战略物资。1942年,梁东明与一起工作、战斗的妇女干部刘春结成革命伴侣。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党派遣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根据地。梁东明夫妇二人带着儿子小红奉命赴东北。他们先是在阜新地区工作,后由辽西五地委调往奈曼旗担任旗委宣传部长,他的爱人刘春也随同前往,从事妇女工作。

当时,奈曼旗的八仙筒镇政治形势复杂,土匪和敌伪势力猖獗。梁东明到任后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和组织广大农牧民开展锄奸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丝毫没有官架子,人们称赞他为“贫苦人的贴心人!”

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使他难以照顾身体孱弱的妻子。不久,刘春因病去世,梁东明悲痛欲绝。但为了党的事业,在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后,梁东明还是选择将只有4岁的儿子委托老乡抚养,自己又回到八仙筒,投入繁忙的工作。

八仙筒镇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1946年入秋以来,嘎斯拉、金宝昌、黄世忠、“野狼”等约1500人的地主武装,经常出没破坏减租减息运动,杀害地方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

8月27日清晨,匪军从四面八方向镇民主政府袭来。当时旗大队只有130人左右,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战斗异常残酷和激烈。

副大队长罗云彪不幸中弹牺牲,紧急关头,梁东明勇敢地担负起指挥的重任,振臂高喊:“跟我来!”便跳上了炮楼,端起冲锋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进攻更加疯狂了,手榴弹接踵而来,甚至从炮楼的射击孔中向里投掷。而对冒着硝烟的手榴弹,梁东明没有胆怯,勇敢地抓起又投向了敌人。

与疯狂的敌人战斗是梁东明的工作常态。1946年12月28日是梁东明参与的最后一场战役。

当时他带领旗大队53名干部和战士,到刘家茶馆调集支前物资。夜里,大地主李耀明派人给大土匪头子梁洛布等报信,梁洛布等集合匪徒将刘家茶馆团团围住。

敌众我寡的突围中,为了减少伤亡,梁东明让苏排长带领战士向外冲,他与通讯员选择了掩护。最后的撤离,战士们劝他先走,但梁东明立即命令道:“赶快退,不要管我!”

匪徒们越逼越近,匪首嘎斯拉命令集中火力向梁东明射击,他不幸中弹落马,光荣牺牲。

这位“心中只有同志,没有自己”的南国优秀儿女,从此长眠在北国的草原上。

为了纪念这位年轻的烈士,奈曼旗刘家茶馆镇改名为东明镇,镇中学改名为东明中学,梁东明的名字就像一盏不灭的灯,留在了当地群众的心中,永远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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