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志魁

松井清助，是“九一八”事变后，较早殒命于通辽抗日军民铁拳之下的日军军官。作为当时毙命级别较高、影响颇大的大佐级战犯，他的伏诛，不仅是通辽抗日军民打出的一场振奋人心的重大胜利，更昭示出科尔沁儿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铮铮铁骨与抗日决心。精准钩沉这段历史，厘清其中细节，对丰富通辽党史内涵、赓续红色血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关于松井清助被击毙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究竟是哪支抗日力量立下此功，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九一八”前后的东北与通辽

松井清助，是一个狂热到极致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曾跻身日军参谋本部，早在1912年便被秘密派往中国东北，以军人身份从事间谍活动。即便后来退出现役，松井的脚步仍未离开东北的黑土地。他如同附骨之疽，始终不遗余力地奔走于侵略与分裂中国的阴谋之中，直至最终命丧中华战场，为其罪恶一生画上句号。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陡增，随即踏上对外侵略扩张的穷兵黩武之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腐朽的清王朝一败涂地，被迫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同时赔付白银两亿三千万两的巨额军费。1904年，日本又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后，被迫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的铁路、港口及所有附属权益拱手相让。日本将这段铁路更名为“南满铁路”，以此为楔子，开启了对中国东北更深层次的渗透与掠夺。

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轰塌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日本趁中国内乱，加紧策划“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将中国东北从中国版图中割裂出去。1912年2月，黑龙会骨干、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勾结清廷旧臣、宗社党领袖善耆等人，潜至旅顺关东都督府，密谋武装起事。与此同时，日本陆军本部亦派出高山公通大佐、松井清助大尉等军人赶赴东北，协助推动“满蒙独立”的罪恶计划。松井清助一行的首要目标，便是深入内蒙古草原，策动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巴林王等蒙古王公，企图裹挟他们共同举事，分裂国家。

在日本侵略者的精心策划与极力煽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与宗社党人沆瀣一气。他们秘密从日本运送大批军火，经南满铁路运抵公主岭，再由松井清助负责押运，送往喀喇沁王府。为掩人耳目，松井将武器弹药伪装成农具，装载于数十辆大车之上，一路向喀喇沁旗进发。然而，其阴谋终因计划败露、武器被截而破产，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尚未掀起风浪，便已胎死腹中。

1931年9月18日，注定是刻入中华民族骨血的国难之日。当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沈阳检阅第二师团，随即发布战争动员令。至深夜，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为东北军所为，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怒潮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落，长期受日本豢养的蒙奸甘珠尔扎布与正珠尔扎布兄弟，便迫不及待地赶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摇尾乞怜，寻求支持。日本侵略者正欲推行“以蒙治蒙”的毒计，遂当即赠予二人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手握武器弹药，甘氏兄弟野心膨胀，决定以通辽地区为大本营，组建“蒙古独立军”，扯起所谓“蒙古独立”的叛旗。

1931年10月上旬，“蒙古独立军”在通辽东部的大林镇宣告成立。这支叛军由三股势力拼凑而成：第一军司令为包善一（蒙古名额尔敦毕力格），此人系科左后旗人，长期盘踞于该旗大蒿子一带，是当地有名的豪强；第二军司令韩舍旺，曾担任科左中旗达尔罕王府的军务梅林，亦是一方实力派人物；第三军司令则由甘珠尔扎布亲自兼任。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成立了“蒙古独立军司令部”，制定军歌、设计军旗，甚至发表了荒谬绝伦的“蒙古独立宣言”。

起初，“蒙古独立军”总司令由甘珠尔扎布担任，但为了拉拢实力最强的包善一，甘珠尔扎布不得不将总司令头衔让与包善一，自己则退居参谋长之位，同时仍兼任第三军司令。

得到日军的武器支援后，这三支部队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便拼凑起一支约3000人的队伍，却对外虚张声势，号称万人之众。日本关东军不仅提供了武器弹药，还派遣退役中尉和田劲担任“蒙古独立军”顾问，实则对这支叛军进行操控与指挥。

“蒙古独立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计划先攻占通辽，以此为据点，继而打通整个东部内蒙古地区，实现其分裂阴谋。

10月中旬，在关东军的直接支持下，“蒙古独立军”悍然向通辽城发起进攻。当时，驻守通辽的是东北军骑兵第三旅第40团，团长为王奇峰；城内另有通辽县公安局局长蒋连瑞率领的警察队伍，共同担负城防重任。按照日军顾问和田劲与甘珠尔扎布的计划，第一、二、三军应相互配合，同时攻城。然而，这支部队本就是乌合之众，包善一的第一军与韩舍旺的第二军皆持观望态度，无心死战。第一军仅派出团长铁管带（又名特木勒）率领的70人，第二军司令韩舍旺则将队伍带至通辽东郊，便以“防备开鲁之敌”为借口，按兵不动，拒不参战。最终，真正冲入城内的，只有甘珠尔扎布率领的第三军，以及第一军的70名士兵。

战斗打响之初，叛军未遇有效抵抗，便轻易突入城内。这支脱胎于土匪的队伍，匪性难改，进城后不久便四散开来，疯狂进攻商号、劫掠财物，瞬间陷入混乱。就在叛军队伍分散、阵脚大乱之际，东北军骑兵第40团在团长王奇峰的率领下，从城外杀回；蒋连瑞率领的警察与商团队伍，亦从城内预设的埋伏点奋勇杀出。内外夹击之下，一场激战随即展开。最终，“蒙古独立军”惨败，向东溃逃至钱家店，后又狼狈逃回大林镇。此役，叛军被打死打伤200余人，包善一麾下的团长铁管带亦被当场击毙；通辽守军方面，第40团第一连连长赵恩顺奋勇杀敌，不幸中弹殉国。

攻打通辽惨败后，日军顾问和田劲对“蒙古独立军”不听指挥、军纪涣散的行径怒不可遏，愤而辞职。为继续操控这支叛军，日本关东军随即派出第二位顾问——退役大佐松井清助。1931年10月下旬，松井清助抵达“蒙古独立军”驻地，着手整顿队伍。他还从关东军处带来4门迫击炮与4挺重机枪，分发给三个军，以增强其战斗力。同时，按照关东军的指令，将“蒙古独立军”更名为“内蒙古自治军”，企图以此掩盖其分裂本质。

蒙古独立军攻打通辽的消息传至关内，东北军爱国将领高文彬悲愤交加。彼时，高文彬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第五处处长、东北军事训练委员会少将组长，他是辽宁康平人，面对家乡即将遭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危局，他主动向张学良请缨，要求返回东北，组织民众抗日。同时，他还向张学良推荐了李海山、刘振玉两位颇具威望的将领。张学良欣然接受了高文彬的提议，决定组建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任命高文彬为专员，并电邀李海山、刘振玉赶赴北平共商抗日大计。

李海山，又名李胜，时任科左中旗卓礼克图亲王王府亲军统领，手中掌握着一支数百人的骑兵队伍；刘振玉，则是科左中旗巡防骑兵统领，麾下亦有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骑兵。张学良在北平亲自接见了二人，勉励他们奋勇抗日，保家卫国。李海山与刘振玉慨然应允，誓要与日寇血战到底。随后，张学良正式委任李海山为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军司令，刘振玉为第二路军司令，两支队伍均受高文彬统一指挥。

1931年11月，高文彬辗转来到通辽，甫一抵达，便立即联络、组织当地的抗日义勇军，正式成立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高高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李海山从北平返回后，散尽家财，招募爱国志士，很快便组建起一支5000人的队伍；刘振玉亦积极扩充人马，队伍规模迅速达到近万人。这两支劲旅，成为了高文彬领导下的抗日主力。在抗日大旗的感召下，无数抗日义士与义勇军队伍纷纷前来投奔，抗日的烽火在科尔沁草原越烧越旺。

1931年11月，日军大举进攻锦州。驻守通辽的东北军主力奉命调往锦州一带布防，保卫通辽的重任，就此落在了高文彬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肩上。1931年12月末，日军羽山支队约17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通辽发动疯狂进攻。高文彬率领李海山、刘振玉等部奋勇抵抗，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然而，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弹药匮乏，义勇军在激战多日后，不得不忍痛撤出通辽。1932年1月17日，通辽不幸沦陷。高文彬率部先退至余粮堡，后辗转转移至开鲁，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当时的开鲁县，隶属于热河省管辖，守军为热河地方军崔兴武旅。该旅下辖三个团，分别是34团团长李守信、27团团长孙凤阁、41团团长刘继广。这支队伍，即将成为终结松井清助罪恶一生的关键力量。

松井清助之死的史实考辨

1931年10月下旬，松井清助走马上任，成为“内蒙古自治军”的新任日本顾问。他随第三军行动，于11月中旬占领了舍伯吐。为实现迅速攻占开鲁的野心，松井清助从包善一的第一军与韩舍旺的第二军中各抽调200人，组成一支先头部队，由他亲自率领，向开鲁方向的哈拉毛都进发；甘珠尔扎布则率领第三军紧随其后，以为策应。

崔兴武旅很快便侦知“内蒙古自治军”将从北路进攻开鲁的消息，他当机立断，决定主动出击，迎头痛击来犯之敌。崔兴武命令李守信团担任主攻，李芳庭与蒋连瑞的队伍分任左右翼助攻，同时联合当地一部分民间抗日义勇军，一同从开鲁北部出发，向科左中旗方向挺进。

当李守信率领的队伍行进至哈拉毛都以北、与科左中旗的交界地带——一个名为曹家营子的地方时，恰好与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的松井清助队伍狭路相逢。战斗一触即发！李守信果断下令，指挥部队以六五迫击炮向松井队伍发起猛烈轰击。一发炮弹精准命中松井清助乘坐的马车，马车瞬间被炸翻，松井亦从车上狼狈跌落，身负重伤。

身陷绝境的松井清助仍负隅顽抗，他迅速派出一路骑兵，企图袭击李守信部的侧翼，以扭转战局。李守信当即与李芳庭所部合兵一处，奋勇迎击这股骑兵；同时，他急令蒋连瑞率领队伍，迅速前去捉拿松井清助。待李守信与李芳庭击退侧翼之敌，回师驰援时，蒋连瑞已经成功俘虏了受伤的松井清助，并将其当场击毙。

以上关于松井清助被击毙的叙述，主要依据李守信的自述，以及甘珠尔扎布、正珠尔扎布兄弟二人的回忆录。然而，关于松井之死，历史记载中存在多个版本，其中争议的核心，集中在地点、时间与歼敌主力三个方面。

从地点来看，除了上述的“曹家营子说”，另一种主流说法是“开鲁与通辽交界的道德营子说”。持此观点的文献，包括《通辽抗日战争史》与《开鲁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而这两本书的主要史料依据，均来自高文彬的回忆录。高文彬在回忆录中写道：“1932年春，日寇松井大佐率日军四五十名及甘珠尔扎布伪军500余人，向开鲁进犯。我方刘振玉司令侦知以后，即派人向伪军联络，会同热河驻军崔星五（崔兴武）旅长，以600余人埋伏在开鲁以东抬头营子附近。待敌接近时，我军即突然加以袭击。另外，以百余骑兵从侧面猛冲，甘部一哄而散，松井欲逃未果，被我军俘获，同时击毙日军10数人。战斗仅经两小时即取得胜利。松井煽动蒙古族独立，时常攻击我抗日部队，我军恨之入骨，将他枪杀。”

高文彬于1931年11月来到通辽，组建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领导当地抗日义勇军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在此期间，他指挥部队经历了多次大小战斗，既有防御战，亦有主动进攻。1932年7月，高文彬曾率领义勇军成功攻占康平，并以康平为根据地，继续组织抗日战斗。同年11月末，日军调集重兵向康平反扑，高文彬率部激战多日后被迫撤退，最终被日军包围并俘获。他先后被关押于长春、沈阳，直至1934年11月才被日军释放，但仍处于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先居沈阳，1935年移居天津，最终定居北平，于1958年2月在北京病逝。其回忆录最早发表于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第三辑《血肉长城》，该书于2001年正式出版。

在高文彬的回忆录中，这场战斗仅用两小时便大获全胜，不仅击溃了敌人，还俘虏并击毙了敌军首领。然而，这场胜利的叙述，却存在诸多不合逻辑之处，其准确性值得商榷。

其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松井清助作为主动进攻开鲁的指挥官，必然会做足战前准备，无论是先进的武器装备、充足的弹药补给，还是对军队士气的鼓动、战斗力的评估，都不可能出现“不堪一击”的局面。

其二，指挥层的军事素养决定了战斗不会轻易溃败。松井清助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官至大佐级别；而甘珠尔扎布则毕业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过三年正规的军事教育。由这样两人共同指挥的主动进攻，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一败涂地。

其三，双方兵力相当，且战场地形不利于伏击。根据高文彬的记述，日伪军约540余人，而我方参战部队约600人，兵力基本相当。尽管我方是以逸待劳、提前埋伏，但开鲁道德营子一带皆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并无险要之地可供设伏，难以形成有效的包围圈。此外，松井清助作为军队最高指挥官，必然处于最严密的保护之中，绝不可能轻易被俘虏。

反观松井清助在曹家营子被李守信部击毙的说法，其背后则存在诸多合理的客观因素。一方面，松井清助与第三军司令甘珠尔扎布之间早已矛盾重重。甘珠尔扎布意欲带领蒙古队伍离开通辽，北上呼伦贝尔与郭道甫汇合，松井清助得知后恼羞成怒，这才从第一、二军中各抽调200人，亲自率领，孤军突进（此事见于正珠尔扎布的回忆录）。另一方面，李守信所部的兵力远超松井的先头部队。李守信率领的是一个整团，蒋连瑞与李芳庭各带一支队伍，此外还有部分民间抗日义勇军配合。虽然没有明确的士兵数量记载，但从常理推断，其总兵力必然远远超过松井临时拼凑的400人。

为进一步厘清史实，我们不妨再参考其他几位亲历者的回忆录，从不同视角还原松井清助之死的真相。

李海山的回忆录《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成立之经过及血战之概略》，记载颇为详细。该文发表于《新蒙古》第三卷第一期，其中明确写道：“据谍报，日蒙两军已开军事会议，议决由到头营子、曹家营子两路进攻开鲁。如将开鲁攻下后，再以武力威击蒙古西四盟，而热河全省亦可不战而得。余开报后，拟即出发堵击，以阻西窜。忽据侦探报告，日军司令松井督日蒙两军5000余名已到曹家营子地方。余即与二路司令刘震玉（刘振玉）合议，即日（即民国二十一年旧历正月二十一）出发，并遣差转报开鲁驻军九旅，请为援助，以阻西窜。于是我一、二两路由南东两面进攻，九旅由西进攻，由22日早8时即行接仗。彼此血战两昼夜，至24日下午1时许，终将日军司令松井俘虏，得重炮两门、轻炮两门，步枪300余支，军用品若干。其残余部队仍向舍伯吐地方溃退。惟松井司令恐日方向我要求，当即枪决。”

尽管李海山的回忆录中存在一些夸张之词，如“血战两昼夜”“日蒙两军5000余名”等，但他明确指出了战斗发生的时间与地点：时间为民国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至二十四，即1932年2月26日至28日；地点则是曹家营子。尤为关键的是，曹家营子这一老地名，经考证，正是如今的科左中旗希伯花镇两棵树村。《哲里木盟地名志》记载：“1843年一曹姓财主在此立屯，人称曹家营子，1947年解放后改名两棵树村。”该村位于舍伯吐附近，是从舍伯吐前往开鲁哈拉毛都的必经之路。这一地理信息，与李守信自述中提到的地点完全吻合。

再看甘珠尔扎布的回忆录。甘珠尔扎布于1945年8月26日在通辽木里图车站被苏联红军俘虏，此后长期作为战犯被关押，1966年获得特赦，1970年去世。本文引用的，是他在1954年接受重新审问时所做的供词。其中提到：“我在12月末（1931年）率领第三军，松井大佐率领第一军的200名和第二军的200余名，共400余名，到达了草家营子。这时松井率领他的400余名军士和我的一大一小两个迫击炮队，前往草家营子西方五六里处进行侦查工作，在那里遇到李守信部队300多人的埋伏，被猛打后，部队溃散逃回舍伯尔吐（舍伯吐），松井大佐被打死，我的两门迫击炮也被抢去，因此我们逃回舍伯吐收容被打散的部队。这时因日寇军已占领了通辽，我决定到该处向日军报告。我带了20多名卫队于1932年正月到了通辽，见了关东军派来的代表，说明松井战死的情况以及我军缺乏弹药的情况。关东军代表非常愤怒，他回去报告后，关东军给我们命令，叫我军不要上热河去，从此关东军要改编自治军为伪满兴安军。因此，1932年夏，我们自治军除一部分解散外，一部分进入钱家店兵营，改编为伪满兴安军，我则回到大连养病。”

从这段供词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关键信息。第一，松井战死的地点是舍伯吐附近的“草家营子”，这显然是“曹家营子”的谐音误记。作为蒙古族人，甘珠尔扎布在汉语发音上出现此类偏差，实属正常。第二，关于战斗发生的时间，甘珠尔扎布所说的“1931年12月末”，应当指的是农历。因为他明确提到，松井战死后，他于1932年正月前往通辽向关东军报告。松井作为日军指挥官，其战死属于重大事件，甘珠尔扎布绝无可能拖延一个月才去汇报。由此推断，战斗发生的农历1931年12月末，换算成公历，正是1932年2月初。这一时间，与李海山回忆录中所记的“1932年2月28日”基本吻合。

正珠尔扎布是甘珠尔扎布的弟弟，当时负责“内蒙古自治军”的后勤工作，以及与关东军的沟通联络。在曹家营子战斗发生时，他正在通辽筹措军需，并未参与此次战斗。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32年春，我在通辽时，驻舍伯吐的第三军第二团（团长那钦双和尔）被驻开鲁的李守信军队袭击，溃不成军，重迫击炮也被李守信的部队夺去。是年3月，我离开了内蒙古自治军，原因是因为日本顾问盘井等不满意内蒙古自治军的成绩，没搞好，同时我也感到达不成我的‘蒙古独立’的企图，后来这支乌合之众就由关东军派来的顾问带领，最后于伪满成立后改编成兴安军。”这段供述虽信息有限，但却印证了一个关键事实：松井清助的死亡时间，必定在1932年3月之前。因为到了3月，盘井文雄已经接任了他的顾问职务。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辑《李守信自述》中，对这场战斗的记载更为详细具体：“1932年秋季，开鲁守军崔兴武部，得知内蒙自治军欲从舍伯吐向开鲁北部进攻。为了保卫开鲁的安全，崔兴武命令李守信主动出击，进攻并占领舍伯吐。李守信以李芳庭和蒋连瑞的两部分人马为左右翼，从开鲁的哈拉毛都向舍伯吐方向进发，在曹家营子附近与敌人隔河相遇，展开激战。日军指挥官松井清助中炮负伤，被蒋连瑞军俘虏并打死，同时缴获两门迫击炮。后李守信乘胜追击，直追至舍伯吐，经战斗后占领了舍伯吐。”

李守信的自述，与甘珠尔扎布的供词基本一致，只是在时间记载上存在明显的记忆错误。他将战斗时间记为“1932年秋季以后”，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因为早在1932年3月，“内蒙古自治军”便已被改编为伪满兴安军，不可能在秋季仍以原番号作战。尽管时间有误，但李守信对战斗过程的描述，尤其是松井清助的死亡经过，以及战后日方与我方联系返还尸体等事宜的记载，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通辽政协编辑的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四辑《血雨腥风十四年》中，赵道冷阿所写的《科左中旗的抗日义勇军》一文亦有记载：“1932年正月，我率领4名警卫员到开鲁，经崔兴武旅长介绍，我结识了李守信。当时在开鲁组建了左中反满抗日义勇军，我被委任为第三团上校团副，正团长陈国清是我的表兄。全团500余人，大部分是科左中旗招收来的蒙族人。正月下旬，我们这支义勇军出开鲁，浩浩荡荡向科左中旗出发，正月二十五日，义勇军在舍伯吐西北的曹格营子一带，与蒙古自治军相遇，一场鏖战，配合友军活捉了临阵指挥的日本军官松井清助，首战告捷。”文中记载的时间为“1932年正月二十五”，与李海山回忆录中的时间最为接近；而地点“曹格营子”，从蒙古语音译的角度来看，与甘珠尔扎布所说的“草家营子”及李守信所说的“曹家营子”，显然指的是同一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史》，在东北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地位，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参与了该书的审读与把关。该书第二章第三节“辽宁省义勇军”部分，以表格形式明确记载：“蒋连瑞，原通辽县公安局长，第八路义勇军首领，抗日事迹是‘1932年春与十七路军攻击开鲁曹家营子击毙伪蒙军松井大佐以下多人’。”而这里提到的“第十七路军义勇军首领”，正是李芳庭。这一权威记载，与李守信的自述高度一致，为“曹家营子说”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日本方面的史料，也能从侧面印证这一史实。日本人片仓衷所著的《战阵随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片仓衷曾担任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全程参与了“九一八”事变及后续伪满洲国建立过程中的各项策划活动。《战阵随录》便是在他的随军日记《满洲事变机密策略日记》基础上撰写而成。该书对这场战斗的记载颇为简略，日文原文翻译后大意是：“内蒙古自治军于2月23日，从达尔罕王府出发开始西进，同月25日在热河省葛家营子与热河第九旅交战，被击败，松井大佐战死。”

这里的“热河第九旅”，即崔兴武所部（该旅后改番号为十七旅）。记载中的地点“葛家营子”，结合达尔罕王府（位于科左中旗花吐古拉镇，是通辽至舍伯吐的必经之地）向西两天路程的地理信息，再联系赵道冷阿所述的“曹格营子”，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片仓衷所写的“葛家营子”，同样是“曹家营子”的误记。而记载的时间“1932年2月25日”（农历正月二十），也与李海山所说的“1932年2月28日”（农历正月二十二）十分接近。

综合以上诸多史料的考证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除高文彬的回忆录将松井清助的死亡地点记为抬头营子（即道德营子），且战斗过程描述笼统、逻辑存疑外，其余绝大多数亲历者的回忆、地方史志与权威史料，均将死亡地点指向了曹家营子（今科左中旗希伯花镇两棵树村）。而关于松井清助被击毙的时间，尽管各史料记载略有出入，但均指向1932年农历正月。

最终，在李守信的34团、蒋连瑞与李芳庭的部队，以及部分民间抗日义勇军的联合围剿下，穷途末路的松井清助被蒋连瑞俘虏，并当场击毙。

松井清助的毙命，不仅是其个人罪恶生涯的终结，更宣告了日本关东军企图利用“内蒙古自治军”统治通辽地区的阴谋彻底破产。群龙无首的“内蒙古自治军”迅速分崩离析，残存的部众于1932年3月被集中到钱家店兵营，接受关东军的改组，沦为了伪满兴安军。而甘珠尔扎布兄弟，也最终离开了这支他们一手组建的叛军，狼狈而去。科尔沁草原上的这一场大捷，如同一道刺破黑暗的曙光，彰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不屈意志，也为通辽的红色历史，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