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彬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居住地方的名称，背后都有其历史渊源，都能道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北纬43度至44度、东经121度至122度之间，地图上的区域标有“开鲁县”三个字。如果溯其建县命名本意，“开”是指开垦、开发，“鲁”是指东扎鲁特、西扎鲁特、阿鲁科尔沁这三个“鲁旗”共管之地，合起来就是开垦或者开发“三鲁”地区的意思。

清朝末年，在塞北边地垦务开办之前，这片蛮荒之地多是沙漠草丛，另杂有一些杨、柳、榆自然生长树木，曾先后为东胡、鲜卑、靺鞨、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游牧之区。根据《蒙古游牧记》等有关资料记述，南北朝时期在西辽河及其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出现了契丹部落。他们最初以青牛白马为“图腾”，后形成八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一段很有趣的叙述，“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渐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后生有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这里所说的土河，即老哈河；潢河，即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的古称，位于现开鲁县麦新镇南。上述足以证明这一代是契丹的发祥地。

金灭辽后，仍袭用了辽制，汲取其文化习俗的精华。后迁都燕京，将临潢府划归北京路。在辽金时期，此地均为临潢府所辖。自元朝忽必烈拓土开疆定鼎中原及以后的数百年间，此地皆属昭乌达盟赤峰县所辖。到清朝末年，设置热河都统，这时又划归热河辖境，仍由赤峰县辖治。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热河前都统锡良曾以“热河州县辖治动辄数百里，非添官不能兼顾”等现实情况，奏添一府（赤峰府）二县（开鲁县、林西县）。奏折上呈两年后，也无音讯。于是现任热河都统廷杰与东扎鲁特、西扎鲁特、阿鲁科尔沁三个旗的王公多木柴、林沁洛依布鲁、巴咱尔吉哩弟洽商，决定设立三旗开垦局。遣派钟元（字甸岑）为垦务总办，开放三旗蒙荒塔甸地方。

“塔甸地方”就是“三旗”蒙荒开放的代名词，蒙古语叫“塔林苏布鲁嘎”。也就是说有一座白塔周围，竟是低洼平坦的地方之意。泱泱中华，幅员辽阔。数千年来，早已融合了民族之间各具特色的风俗和文化。至今民间还能听到“元建佛塔宋修庙”的传说。这座用大青砖砌筑的古塔，据考证它是建于公元1287年至1297年间。塔体通高17.7米，多级组成方形塔座，塔身为覆钵体，内空外圆，四面各有佛龛，塔顶为八角，塔身十三层。自下而上，逐层收缩，塔刹成半株型圆盘上托起复式葫芦形宝瓶。虽说是经历700多年风霜雨雪的洗礼，承受着来自天灾人祸的侵扰，仍屹立不倒，劲秀挺拔。酷如利剑指天。

关于“白塔”的来历，有民间传说，修建白塔与王子溺水有关。相传在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一座部落城池。部落首领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儿子，特别喜欢打猎。有一次，小王子带着随从进入一片湿地打猎，追捕一只白兔时，不慎坠入泥塘溺水身亡。部落首领悲痛欲绝，为纪念爱子，调动全部落人力填平泥塘，并请来能工巧匠烧制大青砖修建佛塔。后来，蒙古族牧民在此放牧，称此地为“塔林苏布鲁嘎”（塔甸子），白塔因此得名。

还有的说：白塔的诞生，是为了降妖除魔。起初白塔附近是一马平川的草滩，人们习惯地称它塔甸子。据说很久以前，塔甸子却是碧波粼粼的淖尔，地广人稀，草木繁茂，真是天然的好牧场。落下的天鹅就再也不想离开了，是被淖尔里的绿水迷住，游来的黄羊就再也不想走开了，是被淖尔旁的青草恋住。就连那南飞北归的群雁，也愿意在这歇翅落脚。

说来也巧，有个叫莎仁的牧女，常在淖尔边上放羊。她特别喜欢淖尔的水，更喜欢淖尔边上的那块卧牛石。淖尔的水，水晶般的光亮，莎仁的辫子像柳丝一样长，她每天都坐在卧牛石上梳头，蘸着淖尔里的那绚丽的霞光，淖尔里的水，月光般透明，莎仁的眼睛像闪闪的星，她每天都站在卧牛石上唱歌，水灵灵的回音荡满草甸。这块卧牛石，还是莎仁同牧马青年朝鲁定情约会的地方。

有一天，响晴天空突然下了一阵急雨。水晶般光亮的水暗了，月光般透明的水浑了，花蜜般甘甜的水苦了，百灵般欢乐的莎仁愣了。原来北海独角龙的小儿子独角怪，随着迷离的雨雾来到塔甸子，给草原带来了灾难。独角怪对莎仁彬彬有礼地说：“烧过的牛粪竟还能起火，死去的心今天竟又复活了。姑娘啊！我的心灵已成了你的俘虏。”莎仁听后，回答独角怪说：“彩线的荷包只绣一个，姑娘的诚心只有一颗，牧女的爱已给了牧马青年，陌生的人且莫轻狂胡作！……”

莎仁一扭头走开了，独角怪一跺脚生气了：“再过十天我要迎娶，四月十五就是正日子，你若不来，一场大水把塔甸子淹没，让你再也见不到牧群和绿草！”

牧马青年朝鲁和莎仁为保护家园，前往罕山寻得宝剑和石盘等降妖法宝，在与独角怪战斗中，众人合力击败妖魔。莎仁用石盘压住独角怪，石盘化作塔基，宝剑化作白塔，清波荡漾的淖尔也化作了绿茵茵的草甸子，白塔由此成为守护草原的象征。

这些传说虽情节不同，但都体现了白塔与当地历史文化，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相连，也为这座老建筑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它是十三世纪我国北方民族文化逐渐强盛的历史见证；也成为后来开鲁建县后的一个重要标志。

清朝末期，在“强邻逼处，窥我边藩，外患日棘，时局艰虞”的形势下，清政府相应地实行了旨在维护其封建统治，而加强边防移民实边政策，按照“边地之建置，重在防外，故必有官吏而后可以系人民，有人民而后可以辟地力，有地力而后可以固边防”的思想方针，采取了“鼓励农耕，开辟蒙地，廉价放荒”的具体措施后，遂有山东、河北、辽宁、吉林等外地回汉满等民族，因在原籍人多地少，或遭受自然灾害，闯关东后迁到此地落户开荒种地。据传说，有一个叫王大拿的大户人家，带着银两家眷及伙计十多口子，赶着四套马的钢轴车，从河北省的乐亭县出发，打算投奔塔甸子北边一百里地外的舅舅家。当路过塔甸子时，正值六月连天大雨，道路难走车马陷入泥潭。无奈之下，就在周围高岗处搭了个简易窝棚，雨过天晴之后，王大拿放眼望去，竟是绿郁葱茏的一块块平坦草地，当即决断在此落脚。他叫伙计们卸下大车上的犁杖，找了一块平坦之地深耕，种上了白菜、萝卜、荞麦、黍子等，没想到秋后得个好收成。王大拿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和生活方式，渐渐地，来此地定居的人群越来越多，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多民族杂居的格局。

垦务兴办，移民麋集。当时从“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角度上看，有它的积极一面，但也产生游牧和农耕之间的矛盾，加之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导致私开私放，蒙佃与民佃摩擦不断，打官司告状的民事纠纷逐渐增多，使垦务局应接不暇，置县添官已势在必行。

都统廷杰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十二月十四日将放垦概况，设县添官利弊，以及拟设县境范围、境内山川扼塞、道路险要、设城基址等各项事宜，一并再次上报，呈上《热河新开蒙旗各地方添设州县等缺以资治理而固边防》一则。奏折提到：垦务初兴，佃户麇集，蒙佃与民佃杂处，讼案滋繁，若非设官维持，窃恐良民无以为依，奸民因而得计。万一匪患潜滋，于垦政、边防均有关系，盖欲殖民已固团，必先设官以为民，否则利少害多，民将裹足也。”此折经军机处抄交圣上审定，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准期所奏，并责成政务处妥办。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亲王奕劻等则奉旨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二月十五日召集朱批会议。政务处会议上，将前都统锡良和现任都统廷杰的奏章慎重审议，以“近则垦务日辟，旗务日繁，蒙汉杂居，尤应酌增员缺，以资治理”和“既经该都统审度形势，妥筹布置，自系因地制宜”的理由，批复了其添设州县的请奏。遂向皇太后、皇上覆旨。呈上《政务处议覆廷杰奏蒙旗地方添设州县由》一折，覆陈仰祈圣鉴。

按照《政务处以覆廷杰蒙旗地方添设州县由》所奏，光绪三十四年，在原来三个“鲁旗”王公洽商设立的开垦局地界上，正式添置一县——开鲁县。当时的县境边界，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宽三五十公里。其县所处具体地理位置是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在县内西部流经，全县绝大部分土地都坐落在两河流汇合的西辽河上游北岸。东与巴林爱心荒务局（后来的通辽县）毗邻，西与翁牛特旗接壤，南与奈曼旗为邻，北与扎鲁特旗接界，另外还有部分地区分别与科左中旗、科左后旗、阿鲁科尔沁旗连边。

开鲁建县之初的土筑城墙五六尺高，外面有一护城壕，大约一里多长。当时全县仅四五百户，人口约3000人，其中县城居民约一百五十户。设有县衙一所，管狱一所，城隍庙一大间，塔侧营房一所。“‘三个衙门’（县署、管狱、营房）一座殿（城隍庙），土地老爷陪知县”，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钟元（字甸岑）为开鲁县第一任知县，并继续兼任三旗垦务总办。

勿忘历史，展望未来。开鲁县的历史，是一部从边疆荒地到现代化农业强县的奋斗史。屈指算来，从1908年至2025年，开鲁建县的历史只有117年。其发展历程体现出了一个民族融合、政策推动与地方特色的有机整体。回顾这百年沧桑的历史沿革，经历了社会动荡、行政变迁、政权更迭、社会建设、经济转型、行政调整等各个要素环节。从中折射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告诫人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家乡”。现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鲁县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