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艳学
欧阳修，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和书法家，其文学成就以散文为最。他的散文创作与理念，不仅革新了北宋文学，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体革新
北宋初年，文坛盛行骈体文，讲究对仗工整却内容空泛。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引领“古文运动”，推动散文从形式主义到内容主义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倡导平易自然的文风。欧阳修使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替代浮华雕琢的骈体。《醉翁亭记》正是典范：全文采用21个“也”字结尾的判断句式，形成回环往复的韵律，既保留散文的自由，又兼具音乐美感。以“乐”为线索贯穿全篇，从“山水之乐”到“宴酣之乐”，最终升华至“与民同乐”，层层递进的逻辑打破传统游记的平铺直叙。思想上通过描写滁人游山、宾客宴饮的场景，隐含“为政者当与民共乐”的政治理想，呼应其“致用”文学观。明代茅坤评价其“文中之画”，清代吴楚材更称其“句句是记山水，却句句是记太守”。这种将个人命运、政治理想与文学创新熔于一炉的创作模式，不仅成就了文学经典，更塑造了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范式。
引入“风神”布局文章。欧阳修在结构上引入“风神”概念，以虚实相生、跌宕布局营造艺术张力。《五代史伶官传序》分析后唐盛衰，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结论，告诫北宋统治者吸取教训。文章开门见山提“盛衰在人事”的主旨，以庄宗兴亡史实论证，用先扬后抑、对比论证之法，辅以《尚书》古训增强说服力，夹叙夹议、语调顿挫，感染力极强。
文道并重奠定范式。欧阳修将古文实用性与文学审美结合，确立宋代散文“文道并重”的范式，在《秋声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秋声赋》是欧阳修在嘉祐四年（1059年）创作的，不仅注重文章的形式美，更强调文章的思想内容和道德教化作用。文章开头通过细腻的听觉描写，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凄凉的氛围：“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这种描写不仅展现元声的独特之处，也反映了作者细腻的观察力和文学功底。
在内容上，《秋声赋》通过描绘秋天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和自然的深刻感悟。欧阳修在文中写道：“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这段描写不仅展现了秋天的凄凉景象，也反映了作者内心的忧愁和对生命的思考 。此外，《秋声赋》在形式上也具有骈散结合的特点，通过铺陈渲染和精炼的词采，展现了秋天的独特韵味。欧阳修在文中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和象征手法，如将秋天比作刑官和兵象，强调秋天的肃杀和萧条。这种创新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使得《秋声赋》在宋代文坛上独树一帜，成为传世佳作。
这些创新，推动宋代古文运动完成文体革新，使散文成为承载思想与艺术的双重载体。
艺术风格
欧阳修继承了韩愈“文从字顺”的特色和章法结构，其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创作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形成了简约有法、迂徐有致、平易畅达、圆融轻快的写作风格。
平易晓畅，自然婉转。如《醉翁亭记》 用“环滁皆山也”的简练起笔。语言层面通过 《醉翁亭记》21个“也”字，构成回环咏叹，体现其化骈为散的语言革新。
情韵深厚，寓理于情。《秋声赋》以萧瑟秋景抒发人生感悟。情感表达方面，《秋声赋》将肃杀秋声与“渥然丹者为槁木”的人生体悟结合，符合其“诗穷而后工”的文学观。
结构严谨，逻辑缜密。《朋党论》以“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对比逐层论证。在政论文中，《朋党论》采用“破—立—辩”结构，以史实作层推论证展现逻辑力量。
善于白描，细节传神。《泷冈阡表》通过父亲存倖待客、母亲瞻而顾之等生活片段展现家风。叙事技巧上，《泷冈阡表》用母亲转述父亲言行等细节白描，实现了“事信言文”的创作主张。
文坛领袖
欧阳修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推动宋代古文运动，倡导平易自然的文风，确立了宋代散文的基本风格，培养苏轼等名家，对后世散文发展影响深远。
文学主张：文道并重，强调文章应反映现实、内容充实。
北宋诗文革新是继唐代古文运动后而掀起的一场文学改革运动。欧阳修为改变宋初文坛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文风，他高举“古文”大旗，在继承韩愈“文以载道”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与“道”并重的观点，开创出一种新的散文风格，令人耳目一新，直接推动北宋文化攀上中华文化的“高峰”。 创作实践：其散文平易流畅、婉转含蓄，在创作实践上提倡平易生动。
欧阳修启蒙时期学的都是“古文”，即“散文”，散文与骈文完全不同，它重内容，喜用单句且不讲求韵律。从平易近人出发，倡导平实简朴文风，不用冷僻之字，借用骈文句式的长短变化，注意文句之间的联系和衔接，使语句轻快通畅，展现了其“文从字顺”的一面，建立起平易流畅、含蓄婉转的风格，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古文运动领导：作为文坛领袖，通过科举改革选拔人才，使古文成为创作主流。
欧阳修针对北宋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端，上书仁宗皇帝，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主张。嘉祐二年 （1057年），欧阳修在知贡举期间进行了改革尝试，通过改变科举取士标准，对“西昆体”与“太学体”进行坚决整顿，变诗赋取士为策论取士。
嘉祐四年（1059年），欧阳修再次担任主考官主持科举考试，继续整顿文风，明确要求文章必须平实质朴、言之有物，凡华而不实、奇涩险怪者，一律不取。考生纷纷改习古文，考场上“四六时文”绝迹，彻底扭转文风。
欧阳修以科举为纽带选拔人才，嘉祐二年录取的388名进士中，曾巩、曾布、程颢等22人入《宋史》，9人官至三品以上，7人任副宰相，堪称“科举史上的盛举”。他主动提携后辈：曾巩以《时务策》自荐，欧阳修赞“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悉心栽培使其登第；苏轼应试时，其文章因欧阳修担心为弟子所作而屈居第二，事后欧阳修叹“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二人结为忘年交，共同推动宋代散文进入黄金时代。
深远影响
欧阳修奠定了唐宋八大家的体系，其“六一风神”影响元明清三代散文创作。作品传播广泛：14世纪传入日本、朝鲜，19世纪被译成英、德、法等文字，《醉翁亭记》入选世界文学简史丛书。据《欧阳修全集》统计，其现存散文2220篇，“文章一出，天下士皆向慕”，被尊为“一代文宗”，其“言近旨远”的创作特色，成为古典文学的典范。